“如果揪住鼹鼠的毛，把它扔到空中，它理所当然会把这个感受为暴力而不是让它有机会飞一小会儿的解放。”

“与众不同。我们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又是西方又是东方。如果我们只是归顺西方，我们就会摧毁我们的文化。我总是想象着，我们能朝两边都竖起栅栏，朝西边，也朝东边。但是那会是一个很低的栅栏，很容易就能爬过去。”

这边是诗情画意地走向颓败的古旧建筑，那边已经是从巷子里榨取每一份活力的士绅化景象了。

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有族裔上的民族主义，这个国家的民族实在太多元了。

“我可不打算照顾你们欧洲人的弗洛伊德式恐惧。”

“但那不是纳粹标志，那是我们自己的标志。您四处看一看，这里没有任何希特勒头像。”

我所读到过的对冬天降临的最美描述，来自一个在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无边无际中长大的作家，这也许并非偶然。

但是必须想到，对民族的热烈召唤并不总是排斥异己和显示强力的工具。

只是从什么时候起对自己民族的赞美会变得有毒——非常非常成问题

“但是根本上他们还是认为，我们俄国人说到底和欧洲人一样是坐在椅子上的，而亚洲人是坐在地上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其中蕴藏了怎样的财富，人们也许只有在克里米亚这样的熔炉里才会真正意识到。

也因为地球上没有另一个地方能像克里米亚这样见证过战争的“真实形态”了：“鲜血、苦难和死亡”，正如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所写的。

契诃夫在雅尔塔所代表的那些美好旧时光，是他自己在世时便已开始怀念的。

在新世界，族裔出身往往过了一两代人就只留下了民俗，母语则无可挽回地丢失了。

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和希腊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而当苏联抹去克里米亚的这些希腊地名的时候，它们才只有2000年的历史。

“但是这种特殊的相遇却滋生出‘欧洲’的幻想，包括各种傲慢、各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拥有更高贵出身的主观臆想，生来就可统治别人的野心。”

就像在斯大林统治时代一样，他们又活在了一个极权体制里，只是今天的车臣人会被自己的同胞堵住嘴。这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在说的，矛盾的“车臣化”：压迫下派给了当地盟友。

在欧亚荒原上，空间从来都是足够多的。而在格罗兹尼尤其如此，因为一半的人口已经在和俄罗斯的两次战争中丧生。

人们在车臣这样的国家只有两个选择：成为罪犯或者成为受害者。而人们在欧洲则不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很想搬到那里去。

和西欧列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挺进一样，俄国人向南的扩张也是一种殖民行为，却很长时间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

他们并不十分在意信徒们内心的状态，而是要完成这场虔诚的仪式，毕竟宗教仪式不是为了自我的净化，而是为了上帝。所以看起来美不美是次要的，把圣水带回家的器皿用个塑料瓶也够了。

走高加索军用公路来到第比利斯的人看到这样的和平局面时，很容易变得怀旧。

这个世界的本质恰恰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让不同的、本真的东西和平共处、互通、混合。每个人都可以归属一个精神世界，不论他是生活在大河的哪一边。

在它的花园里，我又一次着迷于前革命时期的光彩、苏联时代的形式主义、东方的忧郁气息和少数几个具有西方或者全球品味的点缀的结合，还加上在菜单和酒单上展示出的享乐主义。这种不同时之物的同时共存，作为这座城市的典型特征，

一个地方不该否定自己的历史，既不能拆除也不能遮盖昔日留存的、逐渐生长而成的东西，而是要让它们比邻而居，这样现在才显得短暂即逝而不绝对。只有意识形态才会把过去弄成白板一张。

“历史不容省略。”经历过、抵抗过两个国家体制并目睹它们灭亡的作家基维·马尔格韦拉希维力（GiwiMargwelaschwili）如是说。

“文本世界对现实的一种刻意扭曲。”他自己就曾这么来概括他写的一部小说。

“古老的哲学家，”册子的最后一页上写着，“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们的工作：我做了我会的事情。如果你们也可以，就把它做得更好吧。”

“比起自由地生活，做个奴隶其实更容易。因为人们为了自由必须付出些什么，必须自我负责。”

“不是因为存在仇恨而爆发战争，而是因为战争才产生了仇恨。”

与车臣不一样，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

“狂热分子来自荒漠，创造力则来自丛林。”

可能没有哪个其他地方能像荒漠这样让人直面一个更高的力量，一个可以让人们在困苦、恳求或者抱怨时呼唤的力量。

偷税是一项在所有独裁国家都行得通的罪名。

依赖国家政权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很难形成反抗。

可能作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总是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后面站台上。当其他所有人都在期待列车进站时，他们还在书写着这辆车经历了什么——这是职业造成的怀旧情感。

人们尤其能注意到埃里温大屠杀博物馆的努力：他们想要与历史和解，而不是把过去当成民族间不能互相理解的借口。

仅仅依靠叙述苦难的历史无法号召人们做好准备

“只有受迫害与压迫的民族才是痛苦的导体，”弗朗茨·韦尔弗写道，“某一个体所遭受的事情，整个群体也都经历了一番。”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活就是由许多失去组成的”

“人们应当重视自己的传统，”他大声说道，“人们如今能够为音乐做出的特别贡献都在传统里。世界的富有就在于多样性，而不在于统一。这种多样性不会自动产生，它来自过去。”

“音乐不像文学，甚至不需要翻译。这是音乐最像乌托邦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活就是由失去组成的，那么在现有情况下“最好的失去”——用曼修灵自己的话说——就是能从灾难中孕育出能够团结人们的东西来。

因为在亚美尼亚，敌意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更古老。

这里的寺庙与坟墓比大自然还要好地经受住了社会主义，寺庙与坟墓在亚美尼亚几乎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那是我生命当中见过的最热烈的掌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如此写道，“人们欢呼雀跃，因为一条鲜活的生命没有变成尸体。”

新马拉加就和整个世界一样，都被错误的人统治着。

“如果你们男人没有勇气反抗强权，那就解开我们的面纱滚开。”她在一个集会上喊道：“别说你们是男人了。我们会代替你们战斗。”接着她就扯下了自己的面纱——这在19、20世纪之交是前所未闻的挑衅——把它扔给了犹豫不决的男人们。

对敌人的爱在阿塞拜疆就是一个理想，无法实现。

从马可·波罗及其他的旅行者开始，论战的范围一直涉及欧洲，甚至科幻小说、好莱坞电影和电脑游戏。不过阿萨辛派不再被视为伊斯兰的敌人，而是伊斯兰暴力的集中体现。

画中是四排由植物和鸟儿组成的巨浪正在翻滚。这个世界的象征，它就在这同一时刻既存在又消逝。

现在各色人等混杂，罩袍派也会出现在留着大胆发型的滑板小子来回跳跃的地方

国家变得机灵多了：如果它像90年代末的连环谋杀那样杀害作家，那就会引发众怒、抗议、骚乱；它现在杀害的是阅读

反正万物到最后都难免一死，每个文明都会死去，也包括一个5000年的文明？就从这一点：只觉得过去美好，新事物无一美好。

在伊朗以前也不这样，今天在其他地方也不这样。只有在某些东西无以为继、无法充满活力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方，我想，在河水不再流的地方。

想象力总是会指向不在场的、遥远的地区，而我们走着的街道，我们置身其中的房间，我们与之交谈的人却都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