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于葱岭以西承受希腊文化之诸国及印度、大食，关系实密。但其关系止于精神的及零碎之技术的，无甚深之物质基础，故社会不受大影响，

然体段大者，其变化难，而其成就亦大。

五口通商之前只有精神和零碎技术这一点很精辟。限于交通手段和流量，建立不起稳固你的物质经济通道，没有动摇社会结构的基础

欧人自海道东来，初占势力者为西、葡。

穆宗隆庆元年（1567）得澳门为根据地。是为欧人来中国通商，得有陆上根据地之始。

西人之至中国者，为葡人所阻碍。其所经营之马尼剌，则颇为繁华。中国人之前往者颇多，盖西人之经营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国人则以民间之力。

西、葡之势力，其后渐为英、荷所夺，然英人之至中国者，仍为葡人所阻碍，惟在印度，则逐渐得势。

欧人之自海路来此，其与中国之旧关系，为通商、传教两问题。

历代对外收税之官吏，夙极黑暗（设市舶司时较清明，及归地方管理时，黑暗乃甚，此亦见中央集权之效），

可见清政府此时的权力稀释对加速对西方争端起到了很大的间接加速效果

至于传教问题，其足引起中国人之畏恶，殆较通商为尤甚。以通商仅在一隅，传教则遍及全国也。

乃由其所谓耶稣会者为先锋，此会颇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学亦随之输入。

清圣祖颇为科学，任用西教士极多，然亦言西洋各国，中国千百年后，必受其害，实亦是此等见解也）。

时在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二十八年即1600年，利玛窦入朝，神宗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死而教禁起，后因与满洲战争，召其人制造大炮而解。

其人除在京当差者外，皆勒归澳门。各地天主堂，悉改为公廨。

教禁迄未尝弛，然其秘密传教如故。则以西人传教，多有款项周恤教徒，而中国行政无力故也）。

俄人与中国之交涉，虽以政治问题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无关系，

传教士在当时对于西方的文化传播和推广着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讽刺的是，对科学的传播效果看起来远大于教义。康熙身在其中，也明确感觉到中西方即将发生不可阻挡的趋势，相对其后继者也算是非常有远见

此役看似烧烟而起，实则通商上种种的症结，郁而必发，烧烟特其导火线耳。

（四）中外官员来往体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口岸任意开闭，税则繁苛，商人剥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习。

从此能明显看出西方交涉对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官员的主要意见集中在哪些方面。除要讨回公平，自然也不能忘记劣势转优势赚些好处。但从国人的角度看，既已开了口子，之后的势头必然无法阻挡了

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

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

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

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民族主义的崛起基本上可以和汉族势力受外族损害和威胁成正比，也是情理之中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

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

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

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

政治迂腐保守，官僚层级趋于繁杂的确是拖了后腿。让实际能对民间有所建树的发挥愈发缩减

首先北伐者，实为白莲教徒刘福通，可知是时之白莲教，业已渗入民族主义之成分矣。

乾隆时表面虽称全盛，实则政治黑暗，社会风俗亦日益奢侈腐败，渐入于民穷财尽之境，

然天国诸豪都是下层社会中人，天王（洪秀全）盖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非如历代开国之主，

捻党多马队，本易流动，而曾国藩创圈制之法，其所筑运河、贾鲁河间之长墙，虽为捻党所突破，分为东西，然卒为李鸿章及左宗棠所扑灭

妥得璘乱于新疆，敖罕复乘机入犯，其将阿古柏，废所奉回教教主之裔而代之，灭妥得璘，几尽据新疆之地。

朝议欲弃其地，左宗棠持不可，于捻党平定后，出兵先肃清陕西、甘肃，继平天山北路，进平南路，阿古柏不能抗，其本国敖罕，复于是时为俄所灭，乃自杀。

综观清代咸同之间，几于无一片干净土，而卒能次第平定，无怪当时之人，志得意满，颂为中兴也。

乃缘江而下，先据东南富庶之区，遂流于骄奢淫佚，使北上之孤军，战斗虽烈，卒遭歼灭，此实其失策之大者。

逮湘淮军两路攻逼，形势已危，仍有劝其悉众向西北者，谓其地为清长江水师势力之所不及，且难得外人援助也。而太平天国又不能用，此亦为其最后之失策）。

民族主义酝酿，太平天国，捻党，璘乱等等。屡次冲击政府核心

（2）而清朝是时之政事，确比历代灭亡时为清明。（3）湘淮诸将帅中，又颇多人杰，固无怪其能后延数十年之命运也。

醇亲王奕譞之妻，那拉氏之妹也，实生德宗，那拉氏违众立之。然德宗既长，复与那拉氏不和，遂为晚清朝局变乱之本。

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族起事，占据伊犁，清人与之交涉，俄人漫言乱定即还，意谓中国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国复求交还，俄人无词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无识，仅与我一空城，尽夺其四周险要，且索广大之权利以去。中国下崇厚于狱，派曾纪泽使俄求改约，虽亦有所争回，然所丧失者，固已多矣

我冯子材复有谅山之捷，而李鸿章仍与法言和，认越南归法保护。是役也，论者多为中国惜，然是时之外交，非对一国一事之问题，即专就此役论，一胜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为鸿章咎也。

其时不乏英明将士，然而在大局下起不到什么作用。回乱，俄日的渗透和势力瓜分此消彼长说明一切问题

两国之外交家皆无远大之眼光而仅计较枝节之利益，此实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

日本之外交喜恃强，于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

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中国派兵前往镇定，日本亦派兵而后至，无所及，中国兵遂留驻朝鲜。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复内乱，求救于中国，中国兵至，乱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国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许。

旋以俄、德、法三国干涉，乃许我以3000万赎还辽东，

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外交，则均势瓜分两力之消长而已。

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

与日本的关系着实微妙。从西方眼里本是类似的弱国，短短几十年间就跻身瓜分者队伍，不得不让人深思

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和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

然为中国之最艰危者，毕竟仍在东北，当日俄战前，侵略东方者为俄人，与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为英日，而德美次之，

《辛丑和约》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复还北京，政权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觉无以自解，乃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国民此时对清朝业已绝望，于是立宪革命之论大炽。

然会党虽含有革命种子，究之江湖豪杰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

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

从这段历史来看，时局实在是没有什么偶然。一切初看奇特的结果解析后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

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

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可如何，

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

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

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

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至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

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古遂于八年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

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

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

十一年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

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

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

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

曹锟左右，谋举锟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真的不仅仅是调侃。坐稳了一点点就开始朝同族身上动心思。所谓民族感和团结心理的说法，在这些肉食者身上不攻自破

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鲜成功，盖议员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便私图，鲜明大义。

于十二年十一月，将国民党改组，十三年一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六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之壁垒一新矣。

其时西北河南皆凋敝，实力惟关外为强。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又皆奉系也。

十四年十月，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北师奉系之在苏皖者皆走，传芳北取徐州，吴佩孚亦起汉口。

十五年一月，玉祥宣言下野，佩孚合奉军下南口，又遭兵攻西安，未克，而国民军北伐矣。

三月，国民军有清党之举，军事稍停顿。孙传芳之败也，走北方见张作霖，与之合，

十七年一月国民政府再起蒋中正为总司令北伐，五月一日入济南，三日而惨案作，我军乃绕道德州北伐。六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东三省因此归心国民政府，至十二月而统一之业告成。

截止到此时，时局还不甚明朗，内忧外患仍在。国家安危甚至没到最紧迫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