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整本的《中国通史》（吕思勉）。只是粗读 整体感觉上更像是中国史导论。对哪方面感兴趣可以沿着他这个思路看进去 不得不感叹吕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其思想先进性，可说某些方面仍胜过当今多数人 分拆式地对中国历史有一个纵向的粗浅理解 感觉可以当作某种程度上的工具书 / 目录来用 如果做世界观/人物背景设定，可以靠这个找到/延伸出很多有信服力的设计

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

此可见一切社会制度，皆以经济状况为其根本原因。

然则古代的婚礼，是要在结婚三个月之后，才算真正成立的。若在三月之内分离，照礼意，还只算婚姻未完全成立，算不得离婚。这也可见得婚姻制度初期的疏松多。《左传》昭公元年，载郑国徐吾犯之妹美，子南业经聘定了她，子皙又要强行纳聘。子皙是个强宗，国法奈何不得他。徐吾犯乃请使女自择，以资决定。这虽别有用意，然亦可见古代的婚嫁，男女本可自择。 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

近代女权的渐渐伸张，实因工业革命以来，女子渐加入社会的机构，非如昔日蛰居家庭之中，专做辅助男子的事情之故。女子在产育上多尽了责任，男子就该在别一方面多尽些义务，这是公道。乘此机会压迫女子，多占权利，是很不正当的。而欲实行公道，则必自铲除等级始。

然则“女子回到家庭去”的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去高呼了。

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这是一切制度都有这一惰性的。

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

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顶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是成为穷困的原因。

无后是中国人所引为大戚的，论者每说，这是拘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义（《孟子·离娄上篇》）。而其以无后为不孝，则是迷信“鬼犹求食”（见《左传》宣公四年）。深虑祭祀之绝。殊不知此乃古人的迷信，今人谁还迷信鬼犹求食来？其所以深虑无后，不过不愿其家之绝；

政权的决定，在名义上最后属于一人的，是为君主政体。属于较少数人的，是为贵族政体。属于较多数人的，是为民主政体。这种分类之法，是出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的。

《尚书·大传》说：“古者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即指此。

今之所谓国家，古无此语。必欲求其相近的，则为“社稷”两字或“邦”字。

汉高祖名邦，汉人讳邦字，都改作国。于是国字和邦字的意义混淆了。

所以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等（《礼记·王制》）。均有代表其群下而为祭司之权，

说周朝的继承法，适庶相同则论年，“年钧以德，德钧则卜”。

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而由少数人专断。这是普遍的现象，无足怀疑的。

所以从分立而至于统一，全是一个文化上的进展。向来读史的人，都只注意于政治方面，实在是挂一漏万的。

韩信当时的见解，必以为举天下而统属于一人，乃事理所必无。韩信非自信功高，以为汉终不夺其主，乃汉夺其王之事，为信当时所不能想象。

自秦至今，近 2200年，此等土官，仍未尽绝，可见封建政体的铲除，是要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不是政治单方面的事情了。

政权当归诸一人，而大多数人，可以不必过问；甚或以为不当过问。此乃事势积重所致，断非论理之当然。所以不论哪一国，其原始的政治，必为民主。

后来眭孟上书，请汉帝谁差天下（谁差，访求、简择之义），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尤为历代所无。

效忠一姓，汉代的儒家，实不视为天经地义。刘歆系极博通的人，且系汉朝的宗室，而反助王莽以篡汉；扬雄亦不反对王莽，即由于此。但此等高义，懂得的只有少数人，所以不久即湮晦，而君臣之义，反日益昌盛了。

是即大臣与小臣，社稷之臣与私昵嬖倖的区别。然其道，毕竟是从效忠于一人一家进化而来的，终不能全免此项色彩。至民则绝无效忠于君的义务。两者区别，在古代本极明白，然至后世，却渐渐湮晦了。

以遗传论，一姓合法继承的人，本无代代皆贤之理。以教育论，继嗣之君，生来就居于优越的地位，志得意满；又和外间隔绝了，尤其易于不贤。

中国的民主政治，虽然自己久有根基，而亲切的观感，则得之于现代的东西列强。代议政体，自然要继君主专制而起。但代议政体，在西洋自有其历史的条件，中国却无有。于是再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

《左传》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参看第九章自明）

人之趋利，如水就下

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可见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贱的界限，实亦不甚严峻。

封建社会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占优胜。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大不然了。

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残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

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如何的事。

总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

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然而无足惜也。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褊狭。武人则更其要不得。

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和田地都不得买卖。若非向来可以买卖，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

此等奴婢，徒以贫穷之故而卖身，和古代出于俘虏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国家理应制止及救济。

像汉武帝这种举动，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从事于生产事业者，必不限于汉武帝之世，则可推想而知，奴隶遂成为此时官私生产的要角了。

历代救济奴隶之法：（一）对于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对于私奴婢则（甲）以法令强迫释放。（乙）官出资财，替他赎身。（丙）勒令以买直为佣资，计算做工的时期，足满工资之数，便把他放免。虽有此法，亦不过去其太甚而已。

《汉书·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都有所谓“僰僮”，就是当时的商人，把他当作们商品贩卖的。

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随近州镇，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贱隶。这在后世，却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财力困窘，政治又毫无规模，才会有之。

南方的黑色人种，中国谓之昆仑。

然中国人亦有自卖或被卖做外国人的奴隶的。

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着他生活。或者受他豢养或者替他工作。事实上遂发生隶属的状态。用其力以生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人以为部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