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第二版) (阎步克)

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不必过分拘泥“专制”一词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

士族门阀具有“贵族化”的性质，而在官僚“贵族化”了的时候，皇权往往就比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些时候官员会趋于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自主化，这种演化的最终结果是贵族化，但现实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种程度上，或浓厚或轻微

总之，“士大夫政治”是传统中国最富特征性的现象之一。

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受过“六艺”和“礼乐”训练。这种“礼乐文化”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

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

士族门阀政治是中古最突出的政治现象之一，而在田先生看来，以“门阀与皇权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而已，它来自皇权政治，最终必将回归于皇权政治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中国历史就是秦始皇和孔夫子的历史，前者奠定了中国制度的基石，后者奠定了中国文化的主调

基于“制度史观”思考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历史，“治”“乱”的传统概念具有新的启示意义。比如，从经济关系看魏晋是“封建”时代，从权势集团看六朝是“贵族政治”的时代；但换个视角，魏晋南北朝又有一定“乱世”性质，某些特征性现象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

中国史的后期，照样有动荡、有失序、有王朝崩溃，但体制本身的波动幅度，明显地是越来越小了

若从“治—乱”角度观察，“连续性”还应把“周期性”考虑在内。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

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

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大规模的“治水”就需要专门规划，需要用职能分工和集中管理的方式大规模组织人力，也许这就促进了氏族社会的质变和集中化权力的产生吧？

也可以说，国家权力从其来到世间，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在滴血的东西。文明是用野蛮为自己来开辟道路的。

《左传》还曾提到，少皓挚时曾有一种“鸟师而鸟名”的制度，凤鸟氏做历正，玄鸟氏做司分，祝鸠氏做司徒，雎鸠氏做司马；四类24种鸟名，对应着四类24个官职。那些鸟名，应该都是氏族之名。

战国变法的主旋律是“法治”，这“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以法治民”的意思

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

二“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刺史的职责是以六条问事。六条之中，有一条针对地方强宗豪右，其余五条针对郡守二千石，

西汉后期，刺史逐渐有了固定的治所和下属。东汉中期后，往往以刺史统兵镇压各地起事者

汉灵帝进而把一批要州刺史之职改为州牧，秩二千石

嬴政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采三皇五帝之名而成“皇帝”之号。“皇帝”之号今天人们耳熟能详了，当时却是个很新鲜的词儿。

刘邦及其战友本是一群草莽英雄，但有个儒生叔孙通为汉廷定朝仪，刘邦于长乐宫试行其礼，其时百官毕恭毕敬，没有敢欢哗失礼的，这便给了刘邦一个从没品尝过的惊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暴发户的得意跃然纸上。

太子宫中的官职设置，是与朝官相比拟的，宛如一个具体而微的小朝廷

名相萧何，就曾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

一 决策权力与执政资格

东汉二百年间制度大致在平稳运行，只有局部的调整；到了汉末，其变迁节奏陡然加快了。

将军议政，可视作早期国家文武不分的政治残余；列侯议政，则显示了分封制与贵族制的历史影响

“宰相”在古代大多数时候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一位或数位执政首脑之称，哪些官职可以看成宰相，是因时而异的。

相权之所以能构成一“权”，是因为官僚机器是有其自身运作规则和行政自主性的。皇帝为所欲为就会破坏那些规则，自拆台脚。这就是“相权”的根据。

尚书遂可参与机密，操持机柄，甚至劾奏朝臣、参与选官了。若用宦官任其事，则称中书

引人注目的还有外戚辅政，这是汉家的政治特色

皇族成员有可能问鼎帝位、取“今上”而代之，难免为皇帝所猜忌；西汉前期曾有的藩国作乱和“削藩”之事，压制宗王便成汉廷的传统国策。然而皇帝顾此失彼，引用外戚来强化皇权，却为外戚擅权开了方便之门

东汉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从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看，三公仍是宰相；同时尚书台继续扶摇直上

外戚居将军而辅政专权，在东汉仍是突出现象。东汉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皇太后“委事父兄”

汉和帝以后的皇帝往往幼年即位，母后临朝时为一己权势计，就引用父兄掌权。窦、邓、阎、梁、何诸家外戚，都是如此

外戚的煊赫反而威胁到了皇帝个人权势，皇帝便求助于宦官

Bureaucracy一语一般译为“官僚制”，但有时也译为“科层制”

一 刀笔吏治天下

然而，从战国到汉初，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担者和集中代表者，首推文法吏，而非士人

魏晋以下，“律”的内容开始集中于刑律，“令”则用于容纳行政法令。“律”与“令”的分化，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进步。

一“庶人之有爵禄”

等级安排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品位分等是以“人”为中心的，是给“人”分等，或说在职位等级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有位阶；而职位分等是以“事”为中心的，是给“职”分等

一个古老传统——以爵为立身之本——依然存在于社会观念之中。

汉代画像中有若干射雀射猴的画面，那就是谐音“射爵射侯”的

西汉的霍、许、史、王，东汉的窦、邓、阎、梁，都是一旦权柄在握，则兄弟并侯

二十等爵最初是军功爵，是面向军功势力的，在“文—武”视角中明显向“武”倾斜；与宋明清的主干品位——科举功名相比，历史前后期的文武轻重变化，就显示出来了

而胥吏却是一个卑微的阶层。“吏”好比是打工仔，自己没一块地，只好到人家帮忙干活

可以再打个比方：仅有秩级而无爵级的官吏仅仅是“吏”而已，好比干活挣饭的公司雇员，失去职位就什么也不是了；可一旦拥有爵位，就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了

二十等爵不是官阶，与官职无直接的联系，只是一种个人品位。

爵、秩的并立与疏离，凸显出了早期帝国的政治二元性

“爵—秩体制”的基本结构是爵级与禄秩并立。但随时光推移，“爵禄”不断退缩而“吏禄”不断扩张。

魏晋官品除了列有各种官职之外，引人注目地把封爵也纳入其中。爵号分布一至六品：公爵在第一品，侯伯子男爵在第二品，县侯第三品，乡侯第四品，亭侯第五品，关内名号侯第六品。魏晋的将军号发展到了一百多号，且由军职变成了军阶，并被纳入了官品的一至五品：黄钺大将军在第一品，骠骑等将军在第二品，诸征镇安平等将军在第三品，宁朔等将军在第四品，鹰扬等将军在第五品。魏晋还有各种散官、名号，如大夫、郎官和各种侍从，其品位意义大于职能意义，当然也列在官品之中

一 从法术、道术到儒术

战国秦汉的学士儒生与文法吏的双峰并峙，是战国秦汉的主要政治景观之一，其矛盾构成了此期一条重要的政治线索

所以中国政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

其中王莽变法鹤立鸡群、不同凡响。它是汉代儒学的内在倾向性的一种极端化表现。

东汉初班固总结说：“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用灭亡

王莽失败的教训，使早期儒家思想中的不少非理性因素得到了清洗，儒生开始把“法治”和理性行政纳入思路了，承认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 吏道与功能

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官制度概莫能外。选官制度变了，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就变了

反过来说，权势和利益的分配格局变了，选官制度就会变

四科”的精神也适用于察举。“四科”大致可分两类：德行、经术之科，是偏重于儒生的；明法和治剧之科，是偏重于文吏的。明经、明法是就专业知识立科的；德行、吏能则是就行为特征立科的

儒家重“人”而法家重“事”

汉武帝“独尊儒术”，创立孝廉科；但汉廷的政治方针是儒法兼综，“以德取人”并非帝国选官的全部，重视功能、“以能取人”仍是常规做法

由郡吏取人，强调实践经验和行政能力，这跟考诗赋、考八股的科举制也不相同，是为汉代选官的又一特点

一 乡里与豪右

“世家”类型是多样化的。官场有官僚世家，乡里有豪族世家，士林中有文化世家。

王莽变法遭到抵制，很大原因是井田制侵害了豪右利益

严格说这类豪右不算“世家”，因为“世家”一词指的是“世世有禄秩家”，有官有爵有禄有秩才能算“世家”呢

一些学者拿“世仕州郡”的例子，证明“豪族大姓垄断郡县”。然而他们很多不过是“世吏”而已，未必有多高门望，不宜都看成名族著姓。像刘备，其父祖“世仕州郡”，但他幼年时父亲就死了，跟母亲贩履织席为业，没人把他家看成名门；孙坚家族号称“世仕吴”，但田余庆先生依然认为，孙氏是“孤微发迹”，“孙氏门寒，家世不详”，“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

无论杨氏还是袁氏，都不是先成为乡里豪右才变成当朝士族的。其家族后来在乡里的权势，倒是从朝廷权势派生出来的

“名士”和“品题”现象，使士林左右了社会的声望分配，并冲击了政府的传统文官标准，甚至使王朝选官听命士林

先秦士人分属百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东汉儒生则是一个同质群体了，具有明确的“群体自觉”，并成为豪右、官僚之外的又一社会势力

学者曾有一个说法：西汉经学以“师传”为主，东汉经学转以“家传”为主

士人接受教育、“经明行修”，就可以入仕居官；猎得官场权势，反过来又能强化财富的占有；雄厚的家族财力，又足以保障子孙继续接受教育、成为士人。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

东汉士族，大多同时具有学门、官族和豪右的特征，可以视为三者的三位一体；至于魏晋以下的新出门户，大抵就是名士与官僚的综合，其来源和形成与豪右的关系并不很大。

汉代官僚政治的不成熟性，还可以从“故吏”“门生”“同岁”等现象看到

汝南袁绍正是凭着家族“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政治优势，转眼间就成了最大的军阀

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

一 黯然失色的皇权

汉魏间五斗米道领袖张鲁，居然在汉中建立了一个宗教政权。他自号“师君”，把基层教区分为“二十四治”，统治了三十多年，倒也造成了局部的安定

北魏僧侣起事的事件屡屡而有之，并利用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儒教帝国中的这些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

冠冕堂皇的禅让像是沐猴而冠的闹剧，梁朝的文人袁淑有《鸡九锡文》与《驴山公九锡文》以为讽刺

蜀国和吴国都没按照礼制给祖宗建立七庙

曹魏的宗庙里，竟然尊奉宦官曹腾为“高皇帝”，此人系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大概是古代唯一一位荣获“皇帝”名号的宦官了

中国的王朝更迭，也可以看成另起炉灶、清洗腐败的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

门阀政治下，动乱通常并不来自宦官、外戚或宗室的专政。软弱的皇权下这种人无所凭依，难以兴风作浪。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就是说它并没在皇权政治之外，另行造成一种贵族政体

一 门阀的选官特权与品位特权

这制度的内容，是为各州各郡设置中正，由本籍的朝廷官员兼任，负责定期品评本籍士人。品评的标准是德行和才能，品评形式则是“品”与“状”。“状”是一段评语，有类今天的个人鉴定；“品”，是把人品分为从上上到下下共九品。

察举是推荐之制，科举是考试之制，而九品中正制是一种评议之制，被认为源于汉末名士的月旦品题，即人物评价风气

九品中正制恰好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共始终，就因为它是送给士族的一道特色菜。

出现了贾氏、王氏等专门研习谱学的世家，出现了《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一类专著。吴姓士族低于侨姓，所以另作《东南谱集抄》以记吴姓

精通谱学的人，才能在吏部做官

与中正制相配合的还有“清途”制度，“清途”就是“清官起家迁转之途”

什么官能成为“清官”呢？一是“清要”，即近侍或要职；二是“清闲”，很少或没有日常职事；三是“清华”，也就是文翰之职

梁陈选官“唯论清浊”，由“浊官”转为“清官”，在人们眼中往往胜过官品的上升

若某种“清官”被非士族染指，则此官之“清”随即减色，好像弄脏了似的

中国传统官僚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的不对称

南北朝又出现了“流外”制度。流外制度，是受九品中正制影响而来的

士族与寒人之别。南朝梁武帝又创建了一种十八班制，以“班”之高下定官之高下

秦汉的等级序列只有爵级和禄秩，而世入魏晋，各种位阶迅速繁复起来，变得叠床架屋了。中正品、清浊官、散官、加号、封爵、将军号……这些位阶所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即用以安排官僚个人的资格、薪俸、特权和礼遇，而不是安排职位等级

在曹操的魏国之内，另设有类似朝廷的一套“魏官”，御史大夫、诸卿、尚书令仆等无不具备

此后的“禅代”者，纷纷东施效颦

东晋著名的“荆扬之争”，也是各军区的都督之争

西晋都督区，主要有八。地方由此形成了两套班子，一套是军府僚佐，一套是州府掾属；若以诸王来兼都督、州牧，则其下属还将包括王国属官，形成国官、府官和州官三驾马车

政府直接经营便意味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活组织”

行政的法理化程度下降，还体现在故吏、门生、部曲、私兵等现象之上

西晋还有不做东宫官就不能做尚书郎的制度，其用意，就是强化士人与太子的个人关系

在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灵于个人化、私属性的效忠

秦汉“明法”传统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士族的文化偏好造成的

单纯的军功贵族、权臣家族、外戚家族等，可以称“世家”，可以称“世族”，但不应称“士族”

东晋的主要门阀，包括王、庾、桓、谢，大抵都有一个“由儒入玄”过程

一种政治势力、一个社会阶层的兴衰，竟与一个哲学流派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无为”之君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外在的形迹，而是一种不可名状的神秘境界

“无为君主论”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皇权低落、易主频繁之时，士人是很难以“忠”自立的

重“孝”恰可以用来掩饰臣节之失。很有反讽意味的，是不少以贪鄙著称的官僚，同时又是著名的大孝子。

中国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般都包括对天地人关系的整体建构，所以对天地人的不同看法，就有可能危及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一 空话不空：官僚政治话语

这两份遗产，一是官僚阶层及专制官僚制度，二是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二者共同维系着中国历史进程的连续性；而欧洲的古代与中世纪，并没有这两样东西贯穿其间。

门阀政治只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士族政治也只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中华帝国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模板，它是各种波动、变态所最终趋向的东西

对三省制度和门下省的封驳权力不能夸大，不能夸大到否定中国皇帝的专制主义性质的程度，或把它看成“贵族政治”的表现

汉代的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

唐朝的法律分律、令、格、式四类

魏晋江左士族的根基在官场不在乡里，不是割据一方的封建领主或与国家分庭抗礼的土地贵族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士族来自官场和士林的互动。

如果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的话，士族政治就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考试分量的加重，也使察举跟学校的关系密切起来了，使学校培训成为必要

唐代科举制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成就，它最终促成了士族的衰微

一 胡汉杂糅与胡汉分治

田余庆先生就把“五胡乱华”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视为门阀政治的三个外部条件之一

十六国政权在使用汉晋官称的时候，往往名同实异，甚至面目全非

少数族的坞壁，也是其进入农耕地区后保持武力的一种形式

制度胡汉杂糅的情况是很复杂的：除了纯粹的部落旧官号和魏晋官号外，还有本为部落旧官，但又拟制了汉名的官职；承袭汉魏，但名同实异的官职；部落所无，但汉魏亦无的新创官职；等等

北朝也有汉族士族，不过因其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之下，其社会地位、政治功能和文化风貌，就与江左高门有了很大不同

北魏有太子监国之制、辅政大臣之制，还有“子贵母死”之制，使皇位的稳定交接得到了较好保障。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哪位后妃的儿子被定为太子，则其母赐死，以此堵死后族干政之途。

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兴叹的任务，就在于皇权较为强大，进而是官僚组织的较高效率。比如北魏有能力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王仲荦先生认为，就是“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

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

王仲荦先生又认为，拓跋王权强大的原因在于自由民的存在

而“五胡”兵力强劲，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甚至为自己而战。而在这时候，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

国人支持皇权，皇权也保护国人利益

看似原始的氏族风习，其实也蕴含着文明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

军功贵族的核心成分是皇亲国戚

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

北魏的士族高下，更多是由皇权确定、以当朝官爵为准的，传统门第只起次要作用

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

由于民族矛盾与民族压迫的存在，北朝的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江左政权所没有的强大张力

尽管十六国是个狼烟四起、烽火连绵的时代，但统治者并未遗略文教

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有羯人石勒之功

五胡政权虽不乏混乱暴虐，同时也孕育着“天下有法”“天子为尊”的因素。

十六国政权努力汉化，继承了汉晋的政教遗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北方，不可能变成西欧中世纪的那个样子

然而随洛阳朝廷转向文治，六镇鲜卑将士的仕途变狭窄了，升迁无望，部分人甚至沦落到了“役同厮养”的地步

洛阳的“文华”，曾一度掩盖了这个潜在的“武质”方面

随后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都源于六镇。东魏北齐重新使用鲜卑语，“鲜卑共轻中华朝士”

西魏实行府兵制，其统帅是六柱国，下有十二大将军，以及几十个军府

东西政权虽各自表现了胡化倾向，可是两政权的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却各自斐然有成。

一 青出于蓝：官僚行政的全面复兴

并形成了一种以“军功吏治取向”为特征的新式政治文化

在帝制时代，一个铁腕的皇权，通常比较利于维系官僚秩序与官僚法制；皇权软弱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法纪松弛的情况。

北齐文宣帝有次选拔东西二省官员，参试者竟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汉代都未曾有过

十六国的国家学校规模，时或在东晋之上

北朝的监察，也较南朝为优

这种监察虽不规范，却显示了皇权的强大

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

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却是北朝隋唐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

鲜卑异族政权，居然也构成了隋唐制度的渊源之一。

品位结构是帝国中的各势力政治博弈的结果，江左士族盘根错节、利益格局积重难返，皇权并没有力量真正撼动它

中古政权的身份管理和品位结构，涉及了四大问题，“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

南朝的军号虽然同样具有功绩制性质，但从整个品位结构看，通过军号进入“清品”的渠道较为狭窄，“门品”才是决定性的

以“清浊”论官职高下的制度，为秦汉所无，而是魏晋以下发达起来的，是士族的文化偏好造成的

但在这里，南北又不一样了。首先，南朝是“官以人而清”，士族偏好的官就是“清官”，北朝的“清官”却是硬性规定的，它不因士族偏好而变化，谁做到这个官儿，谁就“清”，即“人以官而清”

廷尉、御史之官在南朝不算清官，因为士族讨厌法制；但北朝的廷尉和御史，都在“高选”“清官”之列。可见北朝“清官”观念，已摆脱了士族偏好，而向官僚政治回归了

史称北周“选无清浊”，不再有江左的那种清官浊官之分了

唐朝的清官、清望官概念论“官”不论“人”，这是上承北朝的，而非南朝

三 北朝政治文化风尚：重军功、重吏治、重法制

若用一种简练表述，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简言之，“尚武”对“崇文”之病，有一种“矫枉”之功。

南朝秀才策试，大抵被看成名士们驰骋文藻的机会，而北朝对“文”的要求则是“文治”而非仅文藻

魏晋玄学的弥漫，侵蚀了专制官僚体制的观念基础

北朝重法制，与部族传统有关。华夏族早期“兵刑不分”，刑法源于军法。而据史载，拓跋部早期也曾“以军令从事”

江南的“学术”淡化了“世务”，“文华”造成了“政乱”，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

北朝的文教体制也不同于南朝，律学、书学和算学一类实用学科，地位明显高于江左。学校中还有军事教育

唐代的“南朝化”，就是北朝特性的消失过程

北朝提供了众多官制、法制甚至礼制进步，并为隋唐所采；它们并没有随“北朝历史特性”的消失而消失，其后的变化也不具有“北朝历史特性消失”的意义。

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

十六国的军事专制，是以被征服民族的屈辱甚至鲜血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