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史 (中国断代史系列) (杨宽)

前言

由于齐急谋扩张而衰落，秦又因猛用暴力而短命，于是主张休养生息的黄老之学，得在汉初流行一时而被重用。

第一章 绪论

所有贵族重视的礼制，到战国时代都不讲求了，因而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局势

二 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

春秋、战国之间是历史上转变剧烈的时期，然而“史文阙（缺）轶（佚），考古者为之茫昧

《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早年最用力的名著，主要是考辨先秦诸子活动的年代的

据此可见，当时秦国和宋国一样，流行着在战前由巫师咒诅敌人君主的巫术

战国兵器刻辞 战国时各国兵器，流行刻有监造长官和工师、工匠姓名以及置用地名，不仅可用以探索兵器的监造管理制度，而且有助于研究当时战争形势

第二章 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代学者王念孙早就指出，“干将”和“莫邪”本是刀剑锋利的形容词，传说中变成了宝剑的名称，后来又演变为冶炼技师的名字（《广雅疏证·释器篇》）

冶炼史专家丁格兰（F.R.Tegengren）认为，所谓投入“断发剪爪”，实质上就是加入相当的“磷”质，起了催化的作用（丁格兰《中国铁矿志》第二编《中国之铁业》）

据说“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此山之见荣也”（《管子·地数篇》），所谓“荣”，具有矿苗的意义，所谓“赭”是一种赤铁矿性质的碎块，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少阳之山的“美赭”

到战国中期，北起辽宁，南到广东，东自山东，西到四川、陕西，都已广泛使用铁器，铁农具已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

近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发现有青铜篦纹镰，时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说明这一带青铜小农具还流行到战国中期。

三 粮食作物、桑、麻以及漆园、果园的分布

春秋时人已经把贵族称为“肉食者”，而把一般人民称为“藿食者”（《说苑·善说篇》）。

战国时人已经注意到土壤的分辨了，当时土壤已有壤、埴、坟、垆、黎、涂泥等名称

五 农本理论的产生、管理农业政策的实施和农业科学的兴起

农家之学很注意到土性的分辨、土壤的改造和保养

第三章 春秋战国间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古人在土台上造屋叫“楼”，到战国时，开始有两层的楼房

四 城市的兴起及其发展

春秋时代，都邑的人口是不多的。一般诸侯国的国都周围不过九百丈

一般说来，当时郡城的规模要比县城大一倍以上，国都的规模又要比郡城大一倍以上。

在各国的国都中，以齐国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北）规模为最大，也最繁华

当时各诸侯国的国都，都有小城和大郭连结着。大郭是各级官吏和一般人民的居住区，还有集中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的市区。小城是国君和贵族的住所，也就是宫城

五 铸造货币的广泛流通和高利贷的横行

这种称为“钱”的铜币，是从称为“钱”（即铲）的农具转变来的

铜币是模仿“钱”和“镈”等青铜农具形式铸造的

当西周、春秋之际，卫就曾以“布”为货币

战国时代临时的雇工已出现，钱布也已作为雇用“庸客”来耕田的工资（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

券的普遍应用 这时在买卖中作为凭证的券已普遍应用

所谓“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周礼·质人》）。如果事后发生争执或纠纷，官府也就根据质、剂来加以判断

券这样普遍地应用，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和货币广泛流通所产生的现象。

无论买卖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的，他们先把买卖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即所谓“操右券以责”（《史记·平原君列传》）。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以命债务人前来“合券”（《史记·孟尝君列传》）。这种债券或称为傅（符）别。傅就是指合券，别就是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

六 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商业政策的讲究

当时倡导贸易理论的著名人物有计然和白圭。

因此计然说：“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第四章 春秋战国间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到春秋后期，中原各国都已采用按亩征税的制度

秦国在中原各诸侯国中，经济发展是比较迟缓的

战国时代魏、秦等国都有按户籍身分授田的制度

名田制度是从军功赏田逐渐形成的。春秋末年晋国已开始有军功赏田

所谓“名田宅”，就是准许受赏者可以个人名义占有田宅。这种赏得的田宅是可以传给子孙的

这就是西汉名田制度的开端

二 各国政权的改组和改革

同时政权操纵在强大的贵族手里，国君的废立，常由庶长做主决定。庶长们常把流亡在外的秦公子迎接回来做国君，而把不称心的国君撤换或逼死

三 社会结构的变化

因为当时各国政权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耕小农既是生产的主力，又是作战的主力

到战国时代，各国官府有把战争中的俘虏作为奴隶的，但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已经不是俘虏。捕捉俘虏来作奴隶，已经不是当时战争的主要目标之一[3]

战国时代官府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罪犯。因此胥靡既是一般奴隶的通称，同时又是一般罪犯的通称

赎回奴隶的情况在战国时代已很普遍，甚至有些国家在法令里规定：本国人有在别国当奴隶的，如果能赎回，这个赎金可由官府来负担

这时穷苦人家的壮年男子，常常因为负担不起赋税，生活困难，出卖或典质给富户，称为“赘婿”，由主人配给女奴结为夫妇。这种“赘婿”，属于家奴性质[5]

把“赘婿”和罪犯、商人一样作为谪发的对象，就是因为“赘婿”属于家奴性质的缘故。

使用少数家内奴隶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是当时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

《秦律》还保护私人对奴隶的占有和奴役。不但要处罚臣妾侵犯主人利益的行为，还要处罚臣妾反抗主人和怠工的行为

一 魏国李悝的变法

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始祖，被魏文侯任用为相国，主持变法

就是说，同时播种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麻所结的实），以防某种作物发生灾害。这是主张同时杂种各种粮食作物，怕种单一的粮食作物遇到灾害就难以补救。

李悝的平籴法，在方法上是和春秋末年计然的平粜法一致的。但是两人的着眼点有所不同，所要求达到的目的也不同

李悝“撰次诸国法”，编成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有系统的法典

以后卫鞅从魏入秦，帮助秦孝公实行变法，就是带着这部《法经》去的。后来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在这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补充而成的

三 楚国吴起的变法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说苑·指武篇》）。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

四 韩国申不害的改革

申不害所讲的术，主要是指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

第六章 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重要制度

是战国时代各国对于功臣的赏赐，已开始用黄金货币。这也是和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的

战国中期以后，用大量土地来赏赐的事就不多见了

是这时已建立了公文用“玺”（官印）和发兵用“符”（虎符）的制度

到战国时，无论下命令或来往公文，已必须用玺来封泥[1]，作为凭信，否则便不能生效

秦国曾明确地规定：“甲兵之符”，右半归王掌握，左半归将领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的，必须会合王符

这时因为用玺和符为信物，对于官吏的任免是以玺为凭的，给予将帅的命令，是以符为凭的

诸凡丞相、郡守、县令等官，都由国君任命时发给玺，免职时收回。如果要辞职，也须把玺缴回

是这时在行政管理上已创立了年终考绩制度。就是荀况所说的：“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

度量衡器和符节契券，同样是当时政府考核官吏和防止官吏舞弊的工具

上计的时候，臣下还可以向国君推荐人才

对地方官吏实行年终考绩的同时，还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视察和监察地方行政的制度

当时有不少人，不经过任何人推荐，直接给国君上书或进行游说，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取得国君信任，从而被擢用为大臣。

二 中央集权官僚机构的建立

因为处理政务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指挥战争需要一定的军事才能；同时又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因为文武分职之后，大臣的权力分散，可以起相互监督的作用，这就便于国君进一步的集权

卫鞅在秦主持变法，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大良造便是当时最高的官职。直到公元前三二八年（秦惠王十年）张仪做秦相，秦才开始正式设立相位，这是仿效三晋的制度的

秦国在设相位后，大良造就成武职

秦昭王初立时以魏冉为将军，警卫首都咸阳，从此秦才有将军（《史记·穰侯列传》）。

战国时代只有楚国始终没有设相位，仍沿袭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为最高官职

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

秦国在统一全中国后，以太尉经常掌管全国军事，便是沿袭国尉这个官职而来的。

御史这官职，在战国时代本是国君的秘书性质

御史由于担任秘书工作，负责记录和接受、保管文件，就成为国君的耳目，带有监察的性质。到秦统一中国后，三公中的御史大夫，还是秘书兼监察性质，当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官制而发展起来的

战国时代各国官制，由于沿袭各国春秋时代的制度，很不相同

大体上三晋是一个系统，齐国是另一个系统，秦、楚又各自有其系统

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三公之下，设有九卿：（一）奉常（掌管宗庙祭祀礼仪），（二）郎中令（掌管宫内传达和警卫），（三）卫尉（掌管宫门的警卫），（四）太仆（掌管车马），（五）廷尉（掌管司法），（六）典客（掌管外交），（七）宗正（掌管国君宗族），（八）治粟内史（掌管租税），（九）少府（掌管山海池泽，供养国君）。这九卿制度，大体上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发展而成。

三 郡县制度的建立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加强边地防守力量，往往把新兼并得来的小国改建为县，不用作为卿大夫的封邑

县所不同于卿大夫的封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包括征发军实和军役），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2

到春秋末年，晋国又出现了郡的组织。郡本来设在新得到的边地，因为边地荒僻，地广人稀，面积虽远较县为大，但是地位要比县为低

等到战国时代，边地逐渐繁荣，也就在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组织

战国时代的郡都设在边地，主要是为了巩固边防

自从战国中期以后，各国为了应付兼并战争，纷纷在强国交界处设郡

秦国陆续兼并各国土地，每得新地，必定设郡，以利攻防，所以秦兼并六国，郡、县也就遍布全中国了

郡既担负防卫边境的责任，所以一郡的首长叫做守，也尊称为太守[3]，都是由武官来充任的

在战国时代，只有齐国始终没有设郡，而设有都

这时各国郡的设置仅限于各国的边区，县的设置则很普遍。大凡有城市的都邑已建立为县，所以史书上“县”和“城”往往互称。但是严格讲来，“城”只是指建有城郭的城市，“县”是指整个县管辖的地区，包括城市和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

县的组织，基本上和中央的政府组织相似。商鞅在秦变法时，每县设有令、丞和尉。县令是一县之长，下设丞、尉，丞主管民政，尉主管军事

四 加强统治的有关制度的创设

李悝在魏国变法时编定的《法经》，就是第一部系统化的国家法典

多数被告和送请处分的对象是法律上称为“士伍”的无爵庶民。只有“告臣”和“告妾”的被告是属于奴隶性质。

同时官吏贪赃枉法的也不少，通过贿赂可以免死或免刑。《将理篇》又说：“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

这时户籍的编制，不仅是为了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更是为了把农民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使民无得擅徙”

国家的财政机构向来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叫“治粟内史”，后来改称“大司农”，主要征收田地的租税，征收的是粮食，主要用于政府机构的经常开支，包括供给官吏的俸禄等等。一个叫“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手工业和商业的税，以及开发山川的税，这种收入主要是供皇帝和宗室享用的

“少府”就是国君私有的小仓库的意思，“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

少府所征收的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不仅是国君的私人收入，而且是封君和将相等的私人收入

战国时各国颁布度量衡制，首先是出于征收赋税的需要

楚国的度量衡制，和秦国很接近

五 郡县征兵制度的推行和常备兵制度的建立

春秋时代，各级贵族都有宗族成员和私属人员所组成的军队。不但诸侯国的国君是这样，卿大夫也是这样。当时各国在对外作战中，以这种贵族军队作为骨干

这时各国遇到大战，往往征发全国壮丁而起倾国之师。例如长平之役，赵国“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

但一般战争往往只征发与敌国邻近的郡县的壮丁作战，如果郡县不靠近当前敌国的就不常征发，使他们能休养生息

到战国时代，由于各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权，常备兵制度也就建立了起来

这时各国常备兵大都是经过考选的，有特殊待遇

当时各国出兵时，往往以常备兵带同征发来的兵作战

六 爵秩等级的规定

当西周、春秋时代，贵族十分讲究礼制。礼制是贵族用等级的形式来巩固贵族内部组织和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重要的典章制度，常常是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确立和维护的

当时还有所谓“人有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士以上是贵族，皂以下是庶人和奴隶

战国时代，只有楚、秦两国爵秩等级是特殊的

秦的爵位，卫鞅变法时曾分为二十级

不论官、兵，立了军功，爵位就逐级递升。按爵位的高低，享受种种特权

秦国政府为使农民大规模地迁移，曾采取“赐爵”办法

秦国政府优待少数部族也采用赏爵办法

秦国也还用卖爵的办法来奖励农耕，增加财政收入

这种二十等爵制，为后来秦、汉王朝长期沿用，并有所发展

战国时取得爵位的官僚和地主，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不过，他们只占有土地和庶子，至多有“衣食租税”的食邑，不掌握食邑的政权和兵权

爵位和封君一般不是世袭的，偶或有世袭，也传不长

是对过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七 封君制的设置

封邑的行政有封君自己治理的，但必须在封邑内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也有由国君从中央派遣“相国”或“守”到封邑进行直接治理的。封君有就封到封邑的，也有在中央当官而遥领的，又有免职后就封的。封君可以筑城和建筑宫室，可以有守卫的兵，但是封国与郡县一样，发兵之权都由中央的国君直接掌握的。因此这种封君不同于春秋时代诸侯所分封的卿大夫。

从根本性质上来看，是不同于过去贵族的分封制的

战国时代的封君有在封邑征收租税的特权

这样以都邑、城市或郡县来计数的封地，也还是“食租税”性质

这样以一定范围的租税分赏封君，就是封君制的主要特点。后来秦、汉王朝的分封制还是沿用这个办法

封君在其封邑之内，必须奉行国家统一的法令，接受国君的命令

赵、秦等国封君的“相”往往由国君从中央派遣到封邑，并由“相”主管治理和掌握兵权

有些封君担任中央政权的相国时，权势很大，一旦罢免，回到封国，这就是孟轲所说的“放”

当时封君的封邑，在传统的习惯上是可以世袭的，但是在实际上，三晋、齐、秦等国所封的功臣，很少世袭的

封君往往拥有私田，并在经济上有特权

同时，封君还利用权力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

可知封君在经济上还有一些特权，可以凭借这些特权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中牟取暴利

此外，封君还有征收城市中工商业税的特权。这种制度后来为汉代所沿袭

汉代的封君设有“中府”或“私府”，如同皇帝设有“少府”那样，负责征收工商业税作为“私奉养”[2]。看来这种制度在战国时已经有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封君，就其本身身分来说，不外乎是：国君的亲属和外戚，国君和太后的宠臣，有功的将相大臣

在各国的封君中，国君亲属占的比例很大

只是秦国由于实行卫鞅制定的按军功授与爵位的制度，封君中国君亲属所占比例较少，只是在太后当权的时候，所封的亲属和外戚较多

但是，伦侯可能比关内侯地位略高，也有封邑

也有不用封邑之名而以功德为封号的

也还只有封号而无封邑的

八 维护统治的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

当时各国君主重视对上帝、社神、日月星辰、山川神祇和祖先的祭祀

秦国君主曾先后对五色上帝举行祭礼

西周春秋时代祭祀祖先用“尸”，就是找活人装扮成祖先的样子来受祭，叫做“尸”。按礼祭祖必须用同姓为“尸”，而且必须是孙一辈的人。因为古人迷信，认为祖先的魂可以降附到“尸”的身上

到战国时代，一般墓葬都堆成高丘，或种有树木

战国墓葬从各地发掘的遗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等级

第一等，多重棺椁的铜器墓

第二等，单棺、单椁的陶器墓

第三等，有棺无椁或无棺无椁的小型土坑墓。基本上无陪葬品。该是贫穷的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仿铜陶礼器的流行

还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代陪葬品中，出现大量木俑和陶明器

出现于战国时代的楚墓中，这是用来代替杀殉陪葬的

看来秦国和东方各国不同，没有像东方各国那样广泛地推行维护统治的礼乐制度

西周中期以来君主死后，都按礼由臣下依据生平行事善恶，定其谥号，用以劝善戒恶

第七章 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间，晋、齐、楚、越四大国对峙，形成“四分天下”的局面

公元前四五三年晋国的赵氏联合韩、魏灭掉知氏，三分其地

这时大国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八国，小国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滕、薛、费、曾等国。周王国名义上还存在，实际上已成为小国

各大国的疆域，以楚为最大，越次之，赵、齐、秦、燕、魏又次之，韩最小。

当时少数部族，主要分布在中原七大强国的周围地区，也有少数杂居

蜀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发达的农业

到公元前三六〇年，蜀又请瑕阳人从岷山开导青衣水。战国中期迁都于成都，成为“戎狄之长”

巴族原为习惯于使用船只在水上射猎的部族，由于受蜀的影响，也从事农业生产。战国时建都于巴（今重庆嘉陵江北岸）。它与楚接壤，已有高度文化

根据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战国时代匈奴墓出土物来看，当时匈奴人使用蝴蝶展翼式青铜短剑、铜鹤嘴斧、小铜锤、兽头形饰牌、弧形交错纹环状带扣、铜环饰等器物

少数部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只有中山

二 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

所谓“九鼎”原是代表周天子的权力的，这样迫使命令卿大夫升为诸侯，按照礼制来说，确是震动天子权力的大事

这是在魏的压力下，三晋之间调整交换了土地，使得魏在中原的大片土地连成一块，造成十分有利的形势。

自从魏国迁都到了大梁，战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国间拉拢与国的活动空前活跃起来

魏国由于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最早成为强国

三 武器的进步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战争方式的变化

中山的力士，穿着铁甲，手执铁杖交战，“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

刺客常用的武器有“铁椎”

战国末年，进一步有“连弩”的发明

战国时代由于矿业的发展和冶铁术的进步，在攻城的包围战中已开始运用地道战术，在地道战中已开始用冶铁鼓风炉设备作为武器

战国后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开始制造铁冑和铁甲

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春秋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

四 战争中防御手段的进步

在车阵作战时期，交战双方往往避开运动困难的地形。愈是平原地区，愈是好的会战场所。战争往往发生于两国“封疆”间的平原地区，直到不能作战的时候才守险要之地

到战国时代，由于武器的进步，农民成为军队的主要成分，战争改用步骑兵为主力，经常采用野战和包围战的方式，险要之地往往成为防御战和争夺战的中心地点

战国时代各国重要关塞，都驻有军队防守，设有官吏掌管。关门的开闭有一定的时间，行人的进出要经过检查，需要通行证件，运载货物经过还要征税

这时各国政府从关塞上征收的税，已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

战国时代，不仅平时有兵驻守关塞，而且已设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四方土堆）上的建筑，是瞭望台性质的

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有尉驻守

同时边境上已有报警的烽燧设备

到战国后半期，赵、燕、秦三国受到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游牧部族的侵扰。这种游牧部族的侵扰对于边境人民和农业生产是非常有害的。而这些游牧部族精于骑射，战争的运动性较大，因而赵、燕、秦三国又运用在内地筑长城的经验

燕的北长城 建筑于燕将秦开破东胡后。这条长城在现存长城的二百公里以北，在今内蒙古赤峰以北还保存有遗址

后来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令蒙恬征发人民所筑的伟大工程——长城，便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五 兵法的讲求和军事学的发展

《军志》反映了贵族的思想观点

春秋战国间，由于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产生了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和军事家。许多军事家总结了战争的经验，并从事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著成论兵法的书，这在文化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

《汉书·艺文志》把军事学著作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形势家讲求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灵活性

兵权谋家“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

从《尉缭子》一书内容来看，兵形势家虽也讲求战略战术，而重点在于确立必胜的形势

兵阴阳家讲求“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即五行相胜）、假鬼神而为助”，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兵技巧家讲求武艺的训练和体育的锻炼

孙武总结了春秋末年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创立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军事理论

孙武提出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有所谓“五事”和“七计”。“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在作战指导上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篇》），就是要依靠主观努力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

孙武认为必须明察敌情而不让敌人了解我的真情，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使得敌人不知道“吾所与战之地”，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我就可以集中兵力，做到“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我“以十攻其一”，“以众击寡”，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虚实篇》）。

孙武认为作战中正兵和奇兵必须互相配合，“以正合，以奇胜”（《势篇》），通常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

孙膑，战国中期齐国人，孙武的后裔，曾与庞涓一起从师学习兵法

孙膑又进一步主张“便势利地”，根据各种不同的地形，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

做到自己占据有利地形，打击居于不利地形的敌人，即所谓“居生击死”（《八阵篇》）

孙膑和孙武不同的一点，就是孙膑比较重视攻城

战国时代的兵家，和孙武、孙膑齐名的有吴起。

六 马的外形学（相马法）的进步

当时官府通讯依靠“驿传”，或者称为“遽”

春秋中期秦穆公臣孙阳伯乐，是个相马专家

当时除相马法以外，相鸡狗法也已讲究

第八章 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

魏自从马陵之战惨败之后就一蹶不振了

腊祭是冬季酬谢有关收获的鬼神的祭祀，具有庆祝丰收、慰劳劳动人民的意义，这是个群众展开娱乐活动的节日

龙门是黄河上游的神圣之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传说为夏禹治水时所开凿

秦这个“初腊，会龙门”的设施，主要目的就在于巩固新得河西郡和上郡的统治，加强与周围游牧的戎狄的联系。

张仪这样推尊秦惠文君为王，同时又承认魏、韩两君的王号，具有巩固秦与魏、韩连横作用。

公孙衍发起“五国相王”，是想用这来和秦国对抗的[11]，但结果没有什么成就

在各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开展激烈的斗争中，外交和军事上就产生了合纵、连横的活动

所谓纵横家，就是适应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

二 张仪、公孙衍的连横、合纵和秦灭巴蜀、取汉中以及楚灭越

公孙衍和张仪同时，一纵一横，其声势都足以倾动天下，所以当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自从公孙衍的合纵失败以后，秦、齐两大国又开始各谋兼并土地

原来巴与蜀长期为仇，因为苴侯和巴王友好

接着司马错等人又攻灭了苴国和巴国，把巴王捉了回去[6]。

秦兼并巴、蜀之后，因为少数族的统治者在当地还有一定的号召力，采用了羁縻政策

尽管秦派遣蜀相和蜀国守，蜀还是不断发生内乱

秦先后杀死了三个蜀侯，才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灭巴蜀后，在巴蜀进行改革，实行优待征收赋税制度，规定巴族人民相当于不更的爵位，用土产的布和鸡羽纳赋。

秦在西南攻灭巴蜀的同时，又积极向西北兼并义渠的土地

由于公孙衍为韩相和田文为魏相，在齐相田婴的支持下，合纵的形势又好转了

张仪要推展“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的策略，首当其冲的是楚

《秦本纪》称“武王有力，好戏”，“戏”是指角力，就是摔交[21]。

公元前三〇七年秦武王举鼎绝膑而死，秦国有争立君位的内乱，一时无暇对外兼并，楚就趁这个时机图谋攻灭越国

三 孟尝君合纵齐、韩、魏而胜楚攻秦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攻取中山及胡地

公元前三一六年公孙衍约结田婴，召田婴的儿子田文为魏相，自己为韩相，合纵抗秦，结果失败。等到齐宣王改用储子为相，不重用田婴，田婴就回到了薛

荀况曾把齐的孟尝君和赵的奉阳君都列为“篡臣”

孟尝君不仅是个封君，掌权的齐的相国，而且是个烜赫一时、声势浩大的纵横家

齐宣王这个欲为“纵长”的计划当是孟尝君所主持

孟尝君凭藉其齐相的权势，连续主持齐、魏、韩合纵攻楚和攻秦二个战役，都得到了胜利

所不同的是，秦经过张仪的连横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土地，齐没有经过孟尝君的合纵而得到土地，只是为韩、魏得到了土地和收回了一些失地

秦在“连横”而发动的战争中损失不大，而齐在“合纵”而发动的连年战争中消耗实力很多。

这年齐、韩、魏三国就因为“楚负其纵亲而合于秦”，联合出兵伐楚

公元前三〇一年孟尝君再度发动三国合纵攻楚，怕秦又来救楚，听从策士的计谋，发重使到楚，预约楚王说：齐、韩、魏三国将出兵，如果楚能会合共攻秦，蓝田也不难得，何况楚失地的收复，楚王极赞成。于是三国合力攻楚，楚向秦告急，秦不敢出兵

战国时代封君的称号，“君”、“公”、“侯”是可以互用的

而且“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

次年泾阳君复归秦，秦昭王于是召孟尝君入秦为相，无非因为孟尝君是当时声望最高的纵横家，想使用他为秦计谋的。

孟尝君列传

公元前三〇七年赵武灵王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戴着插有貂尾或鸟羽的武冠，穿皮靴，藉以发展骑兵，训练在马上射箭的作战技术

“今重甲修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战国策·赵策二》）。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是逐步推广的，先是以身作则，推广于家族中和朝廷上，再推广到官府中和军队中

推行胡服是为了学习胡人骑射的战斗技术，从而增强赵国的兵力

公元前三〇三年又攻中山，攘地北至燕，西至云中、九原。公元前二九七年赵武灵王巡行新得之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收编了楼烦的军队。次年中山灭亡，迁其君于虏施（今陕西榆林南）[7]

宋灭滕大体上和赵灭中山同时[8]。宋攻取楚淮北地，当在齐、魏、韩三国联合攻楚之时

所谓“赵庄之战”，就是苏代所谓三晋之民被杀最多的五大战役之一

齐、韩、魏三国进攻秦国，前后有三年之久，先是攻到函谷关，驻屯大军，加以封锁[10]，后终于攻入了函谷关，迫使秦国求和

这是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第一次攻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重要侵地的胜利。

苏秦曾说：“薛公相齐也，伐楚九岁（当作五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

四 秦、齐、赵三强鼎立而斗争和苏秦为燕间谍而计谋破齐

白起，郿（今陕西郿县东）人，是善于用兵的军事家

当时兵家是讲究使用间谍取胜的

所谓“死间”，是指派往外国做间谍，说诳欺骗，取得信任，出任要职，实施阴谋诡计，使得这个国家失败灭亡

这种间谍若被发觉，立刻就会被捕处死，因而有“死间”之称

故曰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

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

加上“燕之兴也，苏秦在齐”。当是战国末年兵家所增补的。

《苏秦列传》称苏秦约六国合纵，并相六国，出于后世策士的夸张，但是当五国合纵攻秦时，同时兼有齐、赵、燕三国之相，并同封为武安君，当是事实。

因为在这样秦、齐、赵三强鼎立而斗争的形势下，必须要造成秦、赵两强合纵攻齐的局势，才有可能把齐攻破

如果出现秦齐两强连横攻赵的局势，一旦赵被攻灭，齐的国力将更强大，必然造成对燕十分不利的结果。

当齐第二次攻宋，请魏“闭关于宋”，魏不许。魏一再向宋进攻，与齐争夺宋地

天下之兵皆去秦而与齐争宋地，此其为祸不难矣

秦在五国合纵进攻的形势下，也宣布废除帝号，与五国讲和，把前所夺得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济源西南向城）归还给魏，把巠分、先俞归还给赵

五 齐灭宋、燕破齐和秦破楚及楚将庄入滇

达子要求多发赏金以鼓励士气，而齐王不肯给，结果又大败，达子战死

乐毅因而能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军乘胜长驱直入，攻入齐都临淄

先以赵相职司统率赵、秦、燕等五国联军在济西大破齐将触子所率主力；继而又以燕相职司独率燕师乘胜向东追击，在秦周战胜齐将达子退守之军。

燕王“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大战一”即是济西大战，“小战再”即是秦周之战。

结果成大功的是燕赵共相乐毅。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运到燕国，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行赏，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东），号为昌国君

从此乐毅留在齐地五年，先后攻下齐七十多城

乐毅破齐后，齐湣王一度出奔到卫，经邹、鲁等小国而回到莒（今山东莒县）。莒在齐长城以南，原为齐五都之一，未被攻占，可以在此重建齐的政权

因而淖齿和齐湣王发生矛盾，齐湣王被淖齿杀死于莒的东庙。不久淖齿为齐王孙贾所杀，拥立湣王子法章为王，即齐襄王。

当时中原地区称“林”的有南北两地，都因有森林而得名。“攻林”之战所攻的是北林，在今河南中牟东北，正当大梁的西北

可知当时秦已成为“东面而立”、形势便利的最强国家。

燕因此向东北一直扩展到了辽东，并建筑长城防御东胡的骚扰，还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

燕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统帅，乐毅逃往赵国

田单为了迷惑燕军，使老弱妇女登城守望，又派人把黄金千镒送给燕将，燕军因此麻痹大意

在夜间点燃牛尾上的芦苇，使火牛狂奔到燕军中去，有壮士五千人随同火牛向前冲击。田单这样用“火牛阵”发起突然袭击，结果大败燕军，杀死骑劫。燕军混乱溃退，田单率军乘胜反击，陆续收复丧失的七十余城

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国力大损，再也不是秦国的敌手了。

秦取得巴蜀以后，积极加以经营。公元前三一〇年张仪和张若设计在成都筑城，筑有大城和少城

自从废除蜀侯而设立蜀郡之后，秦对西南的经营有进一步的发展

鄢故城遗址即楚皇城，白起引水灌鄢的长渠仍保存，东墙南端有宽六十米的大缺口，相传就是白起引水灌鄢的出水口

《楚世家》所谓“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许多楚的城邑都是没有抵抗而丢失的。

秦以斩首为功，每次大胜都有斩首多少万的记录，可是这两年白起攻楚的战争中，攻占了许多重要城邑，除了鄢城淹死数十万军民以外，未见有斩首的记录。

直到秦汉时代，这个地区已成为统一国家的一部分，而庄后裔还保留有“滇王”封号。

其中武器如铜戈、铜矛、铜斧等，和中原地区的武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尤其是生活用具如铜尊等，几乎和中原的完全相同[22]，说明当时滇和中原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联系。

六 秦、赵间剧战，楚灭鲁和秦灭西周以及魏攻取陶、卫

秦国自从攻破了楚国，取得了楚都郢，又谋攻破魏国了

在阏与之役后，秦曾进攻幾，廉颇救幾，又大败秦军（《战国策·赵策三》）。这是秦国在兼并战争中从来没有遭遇到的惨败，锋芒就大为挫折。

范雎向秦昭王提出的兼并策略，其要点首先是“远交而近攻”，因为这样才能巩固所攻取的土地

范雎从“十攻魏而不得伤”的经验中，进一步提出了“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的新战略，要攻城而兼攻人，这是十分重要的。

赵王使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冯亭也留守长平。秦派左庶长王龁（“龁”一作“”）进攻长平，开始了战国时代从来未有的大战。这是公元前二六二年的事

长平在今高平西北二十多里，当时秦赵两强，双方集合近百万大军，在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东西对峙着

公元前二六〇年四月秦将王龁攻赵长平

由于廉颇筑垒固守，秦、赵两军在长平相持了三年，不分胜负

后来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间计，听信了赵奢儿子赵括的夸夸其谈，起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将。秦在反间计成功后，就“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主持这场大决战

白起仅仅释放二百四十个年幼战俘，竟把四十多万人全部活埋了（《史记·白起列传》）

赵兵前后死亡了四十五万人，秦军也死者过半。《吕氏春秋·应言篇》说：“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原缺一字）。”

秦赵对峙于长平三年之久，使秦赵两国都发生经济上的危机

齐、燕虽有救赵的计划，没有实现

原来秦以“水漕通粮”，军粮充足，但经三年相持，“国虚民饥”，白起遣卫先生请益军粮，被害死，白起也被指责“不量百姓之力”。

云梦秦简《编年记》说：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张禄即范雎，可知就在王稽处死的那年，范雎也死了。

这一战役，魏信陵君指挥的魏军和楚将景阳指挥的楚军，都取得很大胜利，不仅解了邯郸之围，而且乘胜追击，攻到了河东汾城一带，使魏收复河东一些地方

因此引发荀子对兵法的议论。临武君所谈的“用兵之要术”，就是“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的（《荀子·议兵篇》）[10]。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著录有《景子》十三篇，当为景阳所著

由于这一战役，使秦灭亡赵国的计谋不能实现，使赵转危为安，使得魏、楚暂时解除了秦的威胁，得以向东开拓。荀子认为赵的平原君和魏的信陵君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曾大加赞扬

正当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的时候，楚国乘机兼并了鲁国

秦虽然在邯郸之战失败，但主力没有受到大损失，因此稍事整顿后，于公元前二五六年继续向韩进攻

东方各国又发动合纵抗秦的运动，西周君参与了这次合纵的行动

秦将摎便向西周发动进攻，西周君被迫把三十六个邑和三万人口全部献给秦国。就在这年，周赧王去世，从此挂名的天子也没有了

公元前二五四年秦推行“吏谁（“谁”读作“推”）从军”的制度（秦简《编年记》），开始从小吏中挑选些人从军，用以增强兵力

在公元前二五四年，魏国不仅攻得了秦孤立在东方的陶郡，而且把卫国也灭亡了[11]。卫国成为魏的附庸

又说：“周去秦为从（纵），期年而举；卫离魏为衡，半岁而亡”（《五蠹篇》）

自从魏国信陵君救赵破秦后，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秦国暂时减轻了对山东六国的压力。但是山东六国并没有能够振作起来，只是各自图谋兼并土地

第九章 秦的统一

到战国中期出现合纵、连横运动，战争的规模就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

最初，合纵是各弱国联合抵御强国的行动

秦国在战国中期，随着合纵、连横形势的变化，通过兼并战争取得一片又一片的土地。

秦国在秦惠王和秦昭王时，大大扩展了领地，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等郡。

秦国在秦昭王时，实际上已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既取得了东方各国的大块土地，又大量杀伤了各国的人力

魏、楚等国虽然一时取得胜利，在东方有所扩展，但是没有能够削弱秦国的力量

到秦孝文王、秦庄襄王时，秦的完成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到了“水到渠成”的境地。

同时楚在灭鲁之后继续北进，进攻齐的南阳地区（泰山西南，汶水以北）

公元前二四九年秦庄襄王任用吕不韦为相国，继续进行兼并战争，把建都于巩的小国东周灭亡了

于是以赵、魏、楚三国为主体的五国合纵形势成功（齐没有参与）

公元前二四七年信陵君回到魏国，就统率五国联军反击秦正在进攻三晋的蒙骜所部

《秦本纪》称“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

信陵君还曾率魏军攻韩，取得管城

李牧虽然一再战胜秦军，但是兵力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秦助魏攻楚，目的在于削弱楚的力量，迫使楚服从

秦不派将军王翦攻灭韩，而使内史腾攻灭韩，因为腾原为韩的郡守，熟悉韩的内情而便于攻灭

这就是尉缭、李斯使用间谍，收买勾结诸侯“豪臣”，“离其君臣之计”的成功

秦就在赵都邯郸一带建立了邯郸郡。

赵名将廉颇曾因赵悼襄王使乐乘代替他为将，怒而攻乐乘，出走到魏大梁

李牧为秦所收买的间谍所杀害，传说不一

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作为使者，带了秦国逃亡到燕的败将樊於期（即桓）的头

本来楚国同秦国约定，愿意献出长沙以西的土地向秦求和。楚因反击得胜，就叛约而向秦的南郡发动进攻了。

秦在灭楚的同时，不断东向扩地，陆续设郡

秦将王翦在降服越君、设会稽郡之后，“南征百越之君”

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又派王贲攻燕的辽东，虏燕王喜，灭亡了燕国

当秦陆续攻灭韩、魏、楚、燕、赵五国时，齐的相国后胜接受秦的贿赂，不仅不助五国抵抗秦国，自己也不作抵抗准备，只是封锁了西面边界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将王贲就从燕国南下攻齐，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攻破齐国，俘虏齐王建，于是齐最后也灭亡了

秦国从公元前二三〇年起，至此首尾十年，陆续兼并了六国

公元前二一五年秦将蒙恬夺回河南和九原一带地方，设置三十四个县，建成九原郡

秦在灭楚后，就进一步统一东南越族地区

二 秦统一的原因

这个“昭奇之难”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缺乏，已不清楚

所谓“庄为盗于境内”，不是一般的盗贼行为，而是军官发动的叛变所引发的群众起事性质

《吕氏春秋》既以“庄之暴郢”和长平之役相比，可见庄起事的规模是很大的

后来秦灭楚，用兵最多，遇到的阻力也大

战国晚期的纵横家常常以楚和秦相提并论，认为“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

在兼并战争中，把那些被判罪的“罪人”赦免了，迁到了新得的土地上去

攻取了某些大城之后，把城中的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

秦国在进行兼并战争时，不断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流放旧贵族和工商业者，推行的就是法家的强本弱末的政策

当时法家的强本弱末政策，是符合于历史发展的要求的

战国时代，各大国割据称雄，对于水利的治理，往往“壅防百川，各以为利”

三 秦始皇的完成统一

秦国历代执政大臣除了秦昭王时的樗里疾和魏冉以外，大多是外来的“客卿”[1

因为他兼采各派学说，因此被称为“杂家”[3]。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分。十二纪比较有完整体系

本来《月令》秋季是“兵”和“刑”并重的，但《吕氏春秋》所作的重点阐释只着重于“兵”，没有一篇讲法制和刑罚的

始皇三年攻取韩十三城，五年攻取魏二十城而建东郡，都没有斩首记录

秦始皇采用法家主张兼采阴阳家、儒家学说

本来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学说。他们把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做“封”；在泰山下小山祭祀，叫做“禅”，合起来叫做“封禅”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

正因为这样，秦的博士官中就有不少是从齐鲁召来的儒生

因此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用金钱来收买六国腐化堕落的“豪臣”，来扰乱六国原定的计谋策略

李斯按照尉缭的计划，派遣了许多所谓谋士去贿赂六国官吏，“不肯者利剑刺之”，

齐国的灭亡，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齐王建的相国后胜“多受秦间金玉”

李斯原来是荀况的学生，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到这时也就成为秦始皇坚决推行法家政策的有力辅助者和具体执行者了

沈钦韩认为“顿弱与尉缭谋同，顿弱与尉缭乃一人，记异耳”（《汉书疏证》）

尉缭主张用间谍来破坏“诸侯合纵”的计谋，配合军事行动来各个击破，从而兼并六国

韩非曾因此批评姚贾，后来韩非被李斯和姚贾陷害而死于狱中

姚贾当是和李斯同时推行尉缭使用间谍兼并六国策略的官员。

确立土地私有制，推行强本弱末政策

秦始皇在统一全中国后，不断把农民迁到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地方去，用定期“复”（免除徭役）的办法来加以奖励[5]。

同时把各地有财有势的大商人迁出去

秦始皇还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推行二十等爵制，普遍推行郡县制

统一文字采用小篆和民间流行的隶书为标准

拆除内地长城和阻碍交通的关塞

“川防”就是指战国时代各国在内地利用大河堤防扩建而成的长城

收集天下兵器集中咸阳销铸，用以铸造十二座“钟虡（一作“”）金人”。所谓“钟虡金人”，就是用作悬挂铜钟架子的铜人

焚书坑儒，加强专制统治和思想统制

因而建议焚烧私人所藏《诗》、《书》、百家语和《秦记》以外的各国历史记载

讲究女子贞操，对女子严加压迫

采用严酷的刑罚来加强专制统治

秦朝刑法繁苛，单是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枭首、具五刑等十多种

秦始皇非常专断，要亲自处理各种案件，每天所批阅的公文要以一石（一百二十斤）为标准，达不到这标准就不停止办公（《汉书·刑法志》）

他在统一全中国后，十年之间，曾五次出巡，除了西南数郡外，各处都巡视遍了，目的也在于加强专制统治

当秦王政成年开始亲政时，秦完成统一的形势早已水到渠成，秦相吕不韦早已在策划兼并天下了，完成统一的结果必然将来到

这样早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创立统一的大帝国，长期保持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还进一步在秦、楚两国经营西南少数部族地区的基础上，完成了西南地区的统一

秦在统一西南地区后，曾派常修筑“五尺道”（五尺宽的栈道），发展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

秦始皇无限制地使用民力和物力，超过了当时人民所能忍受的限度

秦始皇陵园是按照都城咸阳布局设计的

秦始皇迷信法家轻罪重罚的理论，“乐以刑杀为威”

秦在兼并六国以后，赋役繁重，刑法苛暴，民不堪命，以致在秦始皇去世后不到一年，由于秦二世“发闾左”（征发乡里中一切身分卑贱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秦王朝也就土崩瓦解了[7]

第十章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

“士”原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受过“六艺”的教育，能文能武，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做卿大夫的家臣

到春秋后期，上层贵族已腐朽无能，只有士还能保持有传统的六艺知识

“士”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

墨家和儒家，曾经都成为“显学”

到战国时代，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的学者几乎没有不聚徒讲学的

可知鲁国在战国初期已设有博士官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确是士进入仕途的两个主要门径

这些食客，往往为主人出谋划策，或奔走游说，或经办某项事务，也有代替主人著书立说的

“子”原为天子所属的卿的尊称

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著书立说和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子”便成为著名学者和老师的尊称

到战国时代，“子”便成为一般学者的尊称了

古代“夫子”原是对各级军官的称呼

到春秋时代，卿大夫当面相称为“子”，背后谈论时，把“夫子”作为卿大夫的尊称。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学者从师的学风兴起，“夫子”开始作为对老师的尊称

在学术思想上重要的确实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

《汉书·艺文志》认为九流十家出于不同的王官（王朝的官府）

二 墨子的天志、兼爱和尚贤学说

所说“清庙之守”，实即巫祝之类的神职人员

墨家很重视巫祝

原始的科学技术是混杂在巫祝的“方术”中的

《墨经》中就有力学和光学的理论探讨。

墨子名翟，宋国人，或说鲁国人，生当春秋、战国间

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为墨者，他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最高领袖称为钜子

他们有严密的纪律，所有的墨者都得服从钜子的指挥。他们也有一定的法

墨子强烈反对贵族的杀人殉葬制度，

墨子的宗教思想有个特点，就是他一方面反对“天命”，一方面又主张顺从“天志”

三 老子主张柔弱和无为的道家学说

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以及《韩非子·解老篇》来看，《德经》应是上篇，《道经》应是下篇。

老子所讲的斗争策略，可贵的是，重视主观努力的作用

老子之前，《周书》上早已讲到这种策略了

老子反对当时大国兼并土地和征服小国的行动

四 道家的几个流派

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虧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

他们主张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

庄子屡次谈到列子，很是推崇

在齐国临淄的稷下，道家是很盛的

宋、宋荣，与孟子同时，宋国人。他提出对己要克制情欲，对人要宽恕，遇到人欺侮要忍受，不和人斗争

他和尹文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庄子·天下篇》），即接触事物首先要破除（“别”）成见（“宥”）

尹文，齐国人，与宋钘同时。他的学说和宋钘相同，提倡宽容，主张对侮辱容忍，反对战争（《庄子·天下篇》）

古人认为人的“心”是思想器官，是人体的主宰

《吕氏春秋》前三卷讲养生之道的几篇，就是采用稷下道家的精气理论的

老子在说明“道”是万物本体的学说中，曾反复以“水”作比喻

《水地篇》最后一段，还指出“水”的质量不同，会影响到饮水人民的性格。认为齐国的水急迫而流盛，“其民贪粗而好勇”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

认为一般人的精神不自由是由于“有己”，必须做到“无己”、“无名”、“无功”

他认为做到“坐忘”即最彻底的忘记，不仅忘掉一切客观事物，而且不记得自己形体的存在，屏除聪明智慧，去掉任何认识活动，达到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精神境界

五 慎到的法治、势治理论

慎到，赵国人。齐宣王时在稷下讲学，到齐湣王末年才离开

其实他和田骈、环渊不同。他已经不是道家，而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

慎到在主张国君“无为而治”的同时，极力提倡法治，认为两者是统一的

慎到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忠于“守职”，也就反对忠君，因为臣下忠于国君个人，就不能“守职”和“守法”

慎到在极力提倡法治的同时，还主张重“势”。“势”就是指统治的权势

六 曾子一派主张修身治国的儒家学说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

《韩非子·显学篇》又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

曾子一派的儒家在战国时代有着重大的发展。曾子名参，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是孔子弟子中年轻的

在孔子七十弟子中，有系统著作的有三人[1]，只有《曾子》流传到今天

曾参是孔子弟子中年轻的，又是最讲究修养德性、立身处世之道的

《大戴礼记·曾子天圆篇》可以说是曾子的宇宙观，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阴阳两种“精气”化生而成

曾子所说的“神灵”是指阴阳两种精气，不是指天神地祇

不涉及五行的相生或相克，是和阴阳五行家不同的。

曾子这种学说是有来源的，春秋后期秦国的医师已有天的“六气”降生五味、五色、五声以及“淫生六疾”之说

宋代把这两篇和《论语》、《孟子》两书合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

大学之道不是别的，实质上就是忠恕之道

因而《中庸》所强调的，就是修身以及忠恕之道

由近及远，也还是忠恕之道

《中庸下篇》又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孔子不以“圣人”自居，但是标榜“圣”为最高道德标准

七 孟子主张“王道”和“仁政”的儒家学说

孟子名轲，邹人。曾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宋王偃称王的时候，游历宋国和滕国，在魏惠王晚年到魏国，先后会见魏惠王、魏襄王，接着又做齐宣王的卿。在齐宣王伐燕之后，离开齐国，退居邹

这时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鼓吹实行“王道”和“仁政”，是适应当时完成统一事业的政治要求的

因此尽管孟子竭力鼓吹，都“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列传》），没有一国采用他的主张。汉代桑弘羊就说：“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盐铁论·论儒篇》）

八 黄帝书的黄老学派思想

黄老学派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齐、韩、赵等国

它假托黄帝的名义，吸取《老子》哲学中“虚静”、物极必反等思想加以改造，形成一个重要思想流派

这时黄老学派提出这样的政治主张，不是偶然的。当时齐、楚等国就是由于不顾民力，横征暴敛，连年进行战争，任意掠夺和伤害邻国人民，滥用刑罚杀害本国人民，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使得国家逐步走向衰亡

黄老学派这种审核“形名”的办法，曾为申不害、韩非等法家所吸收和采用。

《经法》作者把事物自然发展规律叫做“道”，因而十分强调“执道”的重要性，认为执政者必须是“执道者”

《经法》作者认为要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采取“虚静”的政治原则

黄老学派不但把《老子》“虚静”的原则加以改造，用来达到法治的目的；而且把《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加以改造，用来作为他们制定策略的理论依据

九 《易系辞传》所阐明的“易”的哲理

《周易》原为卜筮之书，儒家用以为经典著作，是包括阐明“易”的哲理的《易传》在内的。

古代经传与诸子书的编辑，往往以一个学派的内容为主，既有大师讲授的记述，或有师徒问答的记录，更有弟子发挥师说的论述

古人传授学问是很讲究师承的，一般不会把别家著作据为己有

《系辞传》有着社会进化的历史观

包牺氏是楚国神话传说中创世的天神和圣王

《易传》主张由圣人依据《易》的哲理来治理天下

系辞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也是当时儒家所鼓吹的一种神话传说

韩愈《原道》提出了一个区别儒道两家的所讲道德的标准，认为儒道两家都讲道德，本质上是不同的

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

《系辞传》以“仁”和“知”作为“道”的主要内容，而《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就有力地表明《系辞传》不属于道家而属于儒家

《系辞传》所讲的“道”是以仁、义、礼、知为主要内容的，原是儒家学说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融合了道家学说，用来阐明“易”的哲理

十 《商君书》代表的战国晚期卫鞅一派法家思想

《商君书》不是一人或一时的著作，它是卫鞅学派著作的汇编性质，成书时间已在公元前二六〇年长平之战以后

它主张“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商君书·壹言篇》）。既反对复古，又反对安于现状，主张积极地向前看

《商君书》十分强调重农政策

《商君书》认为“治国之要”，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行耕战政策；并且把是否推行耕战提到决定国家兴亡和君主安危的高度

原来秦国是由商鞅变法而富强的，从而在历年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之后，由秦来完成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

十一 荀子主张礼治的儒家学说

荀子名况，赵国人。他年十五岁，到齐国国都临淄的稷下游学，到齐湣王灭宋后，曾南游楚国，到齐襄王时，又回到稷下，成为稷下最年老的老师

在荀子的著作中，《天论篇》是非常杰出的。荀子认为天的变化是自然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有规律的，所谓“天行有常”

荀子在人性论方面，提出“人之性恶”的理论

荀子所说的善和恶，是以礼义和法度作为衡量标准的

可见荀子的政治思想是以礼义为主体而又兼重法的

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十二 韩非兼用法、术、势的法家学说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

“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

公元前二三四年，他为韩出使于秦，上书秦始皇劝先伐赵而缓伐韩，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于次年被迫服毒自杀

同时韩非还进一步把当时法家的“法”、“术”、“势”三派的得失作了比较，认为必须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胜利完成统一的帝王之业

当时法家用“术”的主张，是吸取黄老学派的学说而加以发挥的。韩非十分重视用“术”，因而他不仅集法家“法”、“术”、“势”三派的大成，也还进一步发挥了黄老学派用“术”的学说

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拔“法术之士”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

韩非认为当时士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

厉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

韩非通过对《老子》的解释，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道”和“理”是有区别的：“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同时又是自然界根本的总规律，而“理”是用来区别事物性质的特殊规律

他认为祸与福的互相转化，关键在于人的主观努力，决定于“得事理”或“动弃理”

韩非在他那个时候认识到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难能可贵的

韩非把历史的进步归结为少数“圣人”的作用

韩非是提倡极端专制主义的。他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相互的利害关系上

十三 重视生产、计划、法令、术数的齐法家学说

说：“上主明法”，“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

他们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齐法家还对经济、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主张事先要计算筹划

当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时，就是这样估计的“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是当时最高的亩产量，但是农民还是穷得出卖儿女，因此他们主张要重农抑商

齐法家主张君主必须用“术数”来防止臣下的欺诈

正因为齐法家重视“术数”，如同韩非一样把推行法家政策的大臣，称为“法术之士”

《形势篇》讲到君主要“王天下”必须“得天之道”。“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这与春秋末年越国大臣范蠡所说：“恃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国语·越语下》），看法是相同的

十四 鹖冠子实现“大同”的道家学说

鹖冠子，楚人，战国末年隐居于深山，常戴鹖冠（插有鹖尾的武冠），因以为号，佚其姓名。

鹖冠子是庞子之师。庞煖是著名的兵家和纵横家

庞煖是赵悼襄王时的将军，公元前二四二年（赵悼襄王三年）庞煖曾擒杀燕将剧辛，次年曾率赵、楚、魏、燕四国的锐师攻秦

鹖冠子是战国时代最后一个道家

这样把原始社会看作三皇时代，就是取自道家的学说

可知《鹖冠子》不但袭用郭隗“五至”之说的文句，连“博选”这个词也是因袭郭隗的

实际上就是做间谍工作，收买敌国近臣作为“内间”。所谓“其下战克”，要做到“其国已素破，兵从而攻之”（《武灵王篇》）。

鹖冠子虽是个隐居深山的道家，却是很讲究用兵取胜之道的

正因为他如此讲究用兵取胜之道，他的弟子庞煖成为战国时代最后一个著名的兵家。

十五 方士的医药、养生、修炼和求神仙的方技

《汉书·艺文志》对古代科学技术和迷信相糅合的著作，分为“数术”和“方技”两大类

大体上掌握“方技”之士称为“方士”，掌握“数术”之士称为“术士”

秦始皇悉召方术士，包括方技和数术两方面的人才，因而秦始皇自称“欲以兴太平”。

方士的起源，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承了商、周以来巫师的巫术而有所发展

方士另一方面是继承和发展了讲究修炼“精气”的道家的方技

方士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修炼“精气”的方技，夸大其作用，以为由此可以长生不老，也还把修炼成功的称为“真人”

后来道教进一步承袭了方士修炼气功和炼丹采药的方技，也还沿用“真人”的称号。

邹衍是战国晚期著名的齐的阴阳五行家，羡门高等人是著名的燕齐海上方士

太一是方士所崇拜的最高的天神

战国方士寻求成仙的地方有东西两处，一是东方海中神山，这是燕齐海上方士所寻求的，一是西方黄河之源的昆仑山，这是中原巫师所寻求的

据说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上有用金银造的宫阙，有白色禽兽，住着仙人并有“不死之药”。

秦始皇二十八年派齐人徐巿（“巿”即“芾”字，同“黻”）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又派燕人卢生求羡门高，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

因而逃亡，秦始皇因而大怒，坑杀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多人

昆仑是上帝的“下都”，既是黄河的发源地，又具有天梯性质

山上有增（层）城九重。在不同层次

昆仑以北的玉山，有西王母掌有不死之药，相传后羿曾从西王母取得“不死之药”，被姮（嫦）娥窃走而出奔月中（《淮南子·览冥篇》）。这个神话战国已有

这都是描写墓主的灵魂正在龙凤引导下或驾御蛟龙西行而上天堂的

虬就是龙的别名，鹥就是凤的别名

过去人们对这张画误解，以为是一条龙舟，其实只是一条蛟龙

这个“食六气”的方技，是方士对“引气”的气功疗法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主张按四季变化和每天时光变化，吸食六种不同的“气”而避食其他的“气”

方士是很重视于半夜食气的，沆瀣就是夜半之气

王逸以为“遂居蓬莱、处昆仑也”

因为楚国方士把上帝称为太一或太微

方士在使用百药治疗的同时，还用“祝由”的巫术来治病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就夹杂有这种治病方技

往往使用喷水、吐沫、吐气、呼号、击鼓以驱逐鬼怪，或用椎、杵、斧等工具加以驱逐，或用土块、药物摩擦患处，或用猪、鸡尿及泥土涂抹患处，或用扫帚打扫患处再扔掉，或用“划地”、“禹步”（一种舞步）等巫术来禁避鬼怪，或用桃枝以避邪，同时在神前咒诅或威胁致病的鬼怪，说如不停止作祟，将要加以杀伤，从而使病人精神状态有所变移。

《盐铁论·散不足篇》讲到齐燕方士争趋秦都咸阳，“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

十六 术士依托鬼神的数术

《汉书·艺文志》以为数术来自“明堂、羲和、史卜之职”，著作分为六类，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战国时代除了筮占和龟卜以外，也还有使用“式盘”来占验的

战国是连年战争的时代，有不少依托鬼神的数术被用于双方战斗之中

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常常以占卜决定发动战争，也常以星象和气象的变化预测胜负

当时兵家也很重视这种所谓“天象灾异”，而且讲究“望气”之术

后期墨家讲究守城的战术的著作中，有《迎敌祠篇》，讲到守城迎战敌人之前，当灵巫祈祷而用牲主祭四方之神以后，就必须由望气者“望气”

所谓“断弗赦”是说要定罪不赦。据此可知，当时对“望气”非常重视

望气者必须把望气所得实情保密而独自报告太守知道，如果泄密而告诉人民，就要定罪不赦

所说“望敌知吉凶”是指“望气”之术，所说“闻声效胜负”是指“听音”之术，可知“听音”是和“望气”相配合的

《六韬》有《五音篇》专讲这个“听音”预测之术

战国时代已使用式盘来占验时日，因而式盘有“天时”之称

龟卜是用烧灼龟甲来看“兆”以断吉凶，筮占是用竹木棍（策）或蓍草经过摆布而形成“卦”以断吉凶

都是从商代开始的，到战国时代还很流行。直到战国晚期相互战争，彼此都还要经过占卜

太岁是神名，指值岁的最高天神，当即方士所推崇的太一

当时宋秦等国流行在天神前咒诅敌国君主的巫术

第十一章 战国时代科学和科学思想的发展

这时已经发现磁石，《山海经·北山经》说：灌题之山，“匠韩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其中多磁石”

这时已创造能够取火于日的青铜凹面镜

这种计时仪器就是后世所谓滴漏

显然是一种指南的仪器。这种仪器到汉代还称为司南

这时科学上的发明，往往被利用到兼并战争中去。利用机械轮轴制作的弩，已成为最有力的进攻手段

战国末年已经出现了“连弩之车”。这种安置在车上发射的连弩是很大的，铜制的“机郭”重达一石三十钧（即一百五十斤，约合今三十四公斤），钩住弓弦的钩距（即牙）有三寸见方，箭长达十尺（约合今二点三米），用绳子系着箭尾如同“弋射”一样，发射后是用厤鹿（滑车）把它卷收回来的（《墨子·备高临篇》）

战国时著名的新器械制造者公输般，除了创造了磨粉的硙以外，还曾替楚国制造攻城用的云梯和舟战用的钩拒

《考工记》还具体应用了勾股弦定理。

墨家重视手工业生产，重视新器械的创造。当时手工业工人用“矩”（有直角的曲尺）制作方形，用“规”（圆规）制作圆形，用“绳”（拉直的墨线）制作直线，用“悬”（悬挂的线）制作垂直线，用“水”（水平仪）制作水平线（《墨子·法仪篇》）。后期墨家所著作的《墨经》，就在这个手工业制造应用测算技术的基础上，对“平”、“同长”、“中”（中心点）、“厚”（体积）、“直”（直线）、“圜”（圆形）、“方”（方形）、“倍”（倍数）下了定义。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几何学定义

当时手工业工人从制造乐器的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声学知识，用来指导乐器的制造

这时车辆的制造已很进步，已有运用杠杆的天平来称重量，也有运用杠杆的桔槔来汲水灌田，又有运用滑车来起重的

后期墨家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的成像和针孔成像进行了分析，已经认识到光的直线进行，影的成因，针孔里面屏上的像的成因，平面镜和球面镜成像的原因等等。

二 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的历法向来是阴阳合历，并不是纯阴历

春秋中期，由于采用立圭表测日影的方法，能够精确测定夏至和冬至，历法开始精确

到春秋、战国间，各国应用着三种不同的历法，有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有以此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有以此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

二十四个节气是战国时代观测黄河流域的气候定下来的（清代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

战国时代每日的记时，正由十二时制变为十六时制

他们利用岁星（即木星）运行的规律来作为纪年之用。岁星在恒星星座中的位置是逐年移动的，循环一个周期，约需十二年。战国时的天文历法家便把黄道周围平均划分为十二“次”（古时称为“次”，现在称为“宫”）

十二次就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沉、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

战国时代编著的《左传》和《国语》两书曾应用过

到战国中期，天文历法家又进一步根据天文现象创造出了十二个太岁年名，就是：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鄂、阉茂、大渊献、困敦、赤奋若

天文历法家又把十二个太岁年名用十二辰名来代替，其次序为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这个岁星纪年法的普遍应用

《史记·天官书》所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北斗之柄的指向，随着四季变换而运转，因而可以凭斗柄指向来区分四季

甘德和石申在战国中期（约公元前三六〇年左右）精密地记录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赤道坐标

他们所测定的恒星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五星占》，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七十年间木星、土星、金星运行的观测记录

当时所谓天象灾异，主要是指彗星和火星、金星的逆行

荧惑、太白即火星、金星

所谓“祖龙”即指秦始皇

因为秦始皇死的那年，正巧有“荧惑守心”的所谓天变，于是这个天变成为历代重视的凶兆

地理知识大为丰富；同时为了适应统一事业的需要，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志。其中以《禹贡》与《山海经》两书最为重要。

《禹贡》的九州就和《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览》的九州不同

《山海经》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和《大荒经》四个部分

到战国末年，阴阳家邹衍创立了“大九州”的学说，这是对世界地理的一种推论性质的假说

三 后期墨家的朴素唯物的自然观

他的兼爱学说是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他很重视物质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器械的不断创造

他们把空间称为“宇”，把时间称为“久”（即“宙”）

后期墨家认为“宇”是由物质所构成的，于是就进一步对物质的组织构造作具体分析

后期墨家对物质世界作这样具体的分析，在中国哲学史上是空前的

四 惠施含有辩证因素的自然观

惠施，宋人，是名家的代表人物

可知惠施的论题，主要的还是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他的著作已经失传，只有《庄子·天下篇》保存有他的十个命题

惠施把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

五 后期墨家和后期名家关于物质构成和运动的讨论

后期名家认为物质不断地可以一分为二，是朴素的辩证法的论断，要比后期墨家正确。

名家这样看法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如果把飞鸟的运动所经过的时间和空间加以分割，分成许多小点，就可以见到“飞鸟之影”在某一刹那停留在某一小点上，所以是“未尝动也”。

六 阴阳五行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解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解释宇宙万物构造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学说。五行学说企图把所有物质现实中复杂多端的形态，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所构成

这种学说在西周末年已经出现

到战国时代，这种学说发展成一个思想体系，产生了阴阳五行家

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时代十分流行

《月令》用五行相生说来解释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变化

《月令》还规定了天子每个月在政治上应该做的大事。它有一个原则：“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古神话中祝融并非一个神名，而是一种神职的称号，因而先后有神为祝融

据说鲧因窃取上帝的“息壤”筑堤防水，因而受到上帝处罚而被杀死，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就是所谓“殛鲧于羽山”

鲧有被杀后尸体复活变为“黄能”潜在水中成为水神的神话

古人所以特别重视龟鳖中贤能而强壮的“能”，因为古人认为特大的龟鳖是有特别强大的神力的

湛注引《大荒经》，都说：“北海之神名曰禺强，灵龟为之使。”所谓灵龟即指巨鳌。

古神话以为昆仑原与上天连接，由此而上就是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再上就是悬圃，“登之乃灵”；更上就是上天

所谓“四极”是指地的东、南、西、北四方的尽极之地

多数考释者把“共攻”读作“共工”，以为是个神名，是不可信的。因为古神话中共工正是个破坏创世工程的主角，“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淮南子·天文篇》、《列子·汤问篇》等），是不可能参与创世工程的

阴阳五行家《月令》一派著作，讲究季节时令，符合生产需要，因而儒家、道家、法家都加采用，并有所融合和附会

邹衍，齐国人，到过临淄的稷下，号为“谈天衍”。也曾到过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争辩。最后到了燕国，在燕王喜那里做官（《韩非子·亡征篇》）。著有《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已失传

在历史方面创立了“五德终始”说

后来秦建立统一王朝，秦始皇就采用这个学说

七 医学的发展

这时生理卫生学比较发展，是和当时道家讲究养生之道有关的

关于居住方面，他们认为“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

外治法在书中占很大比重，除了用药物外敷和灸法、砭法之外，还有药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按摩法、角法（类似后来的火罐疗法）等。

按照《秦律》，麻风患者必须迁到政府所设的“疠迁所”实行隔离

”所谓“导引”，就是现在所说的气功

吹呴呼吸”是说深长的呼吸。“吐故纳新”是说通过深长呼吸促进血液循环，达到加强新陈代谢的作用。“熊经鸟伸”是两种主要的导引动作，“鸟伸”是说像鸟那样把头颈频频上伸，“熊经”是说像熊那样前后左右不断动摇腰身

所以《引书》把导引称为“彭祖之道”。彭祖是当时传说中最长寿者

这种“气功”的发明和推行，看来不仅和道家所讲“精气”学说有密切关系，而且和当时医学家的“经脉”学说有重大关系

《吕氏春秋》讲养生之道的几篇，都是采自稷下道家的

如《先己篇》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

所谓“大宝”就指精气而言

这时医学已经分科

我国传统医学上临床观察的望、闻、问、切“四诊”方法，这时都已有了

也有用开刀的医疗方法，有所谓劀（刮去脓血）、杀（割去烂肉）等手术名目（《周礼·疡医》），又有剔（用刀来剔疮）、（开刀）等手术名目

这时已有防止冬天手上生冻疮而皮肤皲裂的药，叫做“不龟手之药”。据说宋国有人善于制作这种药，因而能够世代干着冬天漂洗丝絮的事

扁鹊，即秦越人，齐国渤海鄚（今河北任丘北）人[6]。曾从长桑君处得到许多“禁方书”（不公开的丹方医书）

秦国的太医令（官名）李妒忌他，竟把他刺杀了。

《素问》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医学著作，相传是《黄帝内经》的一个部分。

《素问》非一人一时之作，是一个学派在较长时期内写成的，主要部分写成于战国时代末期。

春秋时代的医师，已经开始运用“阴”、“阳”、“风”、“雨”、“晦”、“明”六气来解释疾病的原因

基于上述理论，《素问》作者首先重视疾病的预防

《素问》特别强调疾病的预防，较治疗更为重要。

《素问》不但用阴阳失调来解释病因，也还用阴阳学说来阐述人体生理和说明病理

《素问》认为“治病必求其本”，必须把病因、病型和病所三者结合起来，全面考虑治疗方针

第十二章 战国时代文化的发展

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就不能不讲求简易速成，因而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

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

两印同为一个人所用，而有两种字体，说明当时已通行两种字体。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

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

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

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就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更广泛地把隶书加以推广

小篆可以说是象形文字的结束。同时大量官文书采用隶书，隶书可以说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

但是，有意识地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

战国时代除了广泛应用的草篆以外，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

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

二 文体的变革和文学的发展

春秋以前的散文，都出于贵族之手，都是很典雅的文章

不外乎“诰”和“誓”两种文体。“诰”是贵族为了政治需要而颁发的文告，“誓”是军队出发前的宣誓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用“也”、“乎”、“焉”等语助词的文体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

在战国以前是没有像战国以后的各种文体的。章学诚又说：战国时人的文章“长于讽喻”，“深于比兴”（《文史通义·易教下》）

战国时代的散文，以《庄子》最为突出

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颂》是贵族文学，《国风》是民间文学。“兮”字的有无是区别当时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标准之一

原来“兮”字古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

屈原以后，楚国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继起创作《楚辞》

战国末年的大思想家荀况，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荀况创作的《成相篇》，是运用当时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宣传他的政治理论的

可以说，这是我国最古的鼓儿词，是后世大鼓书的开端

《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者流，据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顾颉刚认为这类故事在《宋子》十八篇中想必不少，类于市井之谈，

这个宋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故事，既然出于《百家》书中

其中有些人着重于创作和编辑故事的，就发展成为小说家了。

甘茂每次游说，一开始就讲故事，这就是他从史举那里学来的“《百家》之说”，这是当时小说家的特点

三 艺术的发展

这时主要的实用艺术品是铜器、陶器和漆器

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的铜器，装饰花纹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鸟兽形图案，往往只成为几条屈曲蟠绕的线条；一种是粗线条的几何形图案，花纹粗枝大叶，比较呆板地对称着

到这时，花纹就显得细致，显得生动活泼了。鸟兽纹的图案，不仅鸟兽的形象很具体，很生动，而且曲折飞舞，栩栩如生。几何纹的图案也很细致，而且变化多端。这时最突出的纹饰，便是车马狩猎、水陆攻战、宴乐等图像

这时瓦屋的建筑已比较普遍

当时已经采用单线画法和平涂画法相结合的技法

战国时代绘画有很大的发展，这是和当时毛笔的进步分不开的

笔杆是用竹削成的圆柱，长十七点八厘米，径零点五厘米，头部剖为数方，笔头即插入其中。笔头用兔箭（兔背上的毛）制成，插入笔杆头部之内，外缠细丝线，笔头露于外部的部分长四点二厘米。笔杆连笔头全长二十二厘米。这笔的杆很细，笔头的毛锋长，适宜于写字和绘画。这种笔的制造方法，汉代以后曾长期沿用

当时由于文化的进步，对鬼神可以降附人身的宗教信仰逐渐淡薄，废除了用活人为“尸”来祭祀的礼仪，改用画像来祭祀

当时画家已经懂得放映幻灯片的原理，把图画在透光的薄膜上，利用阳光放映成彩色的大幅画面

这时秦、宋等国还流行着“祝诅”的巫术，在和敌国作战前，往往雕刻敌国国君的人像

《诗经》原是可以用音乐伴奏歌唱的诗歌总集，大体上可以分为颂、雅、风三种曲调。

“雅”原是一种竹筒状的节奏乐器

“风”是指各国民间流行的曲调，伴奏乐器有琴等

战国时代第一等大墓中陪葬乐器以编钟、编磬为主，因为这是“礼”的需要

当时贵族日常享乐用的“歌钟”和旅行出征用的“行钟”是有区别的

古代的“箫”就是现在所谓排箫

四 娱乐活动和武艺、体育锻炼的开展

古代一般平民只有在社祭和腊祭时才有机会参与群众性的娱乐活动

腊祭是冬季酬谢有关收获的鬼神的祭祀，带有庆祝丰收的意义

社祭是春季对社神的祭祀，目的在于祈求丰年

战国时代民间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下列六种：

斗鸡 这是促使两只公鸡相斗的娱乐。春秋后期贵族已开始有这种娱乐

走犬 这是驱使猎狗追逐兔子的娱乐

六博 这是一种掷采下棋的比赛。这种娱乐，春秋晚期已经流行

弈 弈就是围棋。这种娱乐，春秋后期在贵族中已很流行

投壶 这是用矢投壶的比赛。战国以前贵族用行礼方式进行投壶的比赛

到战国时，行礼方式已被忽略，成为一种民间娱乐

讴歌 古时劳动人民常常在劳动中歌唱，作为劳动的节奏，后来其中有些发展成为民间曲艺

除了上述六种比较普遍以外，也还有音乐、舞蹈等等

春秋时代各国宫廷中有一种供国君娱乐的艺人，叫做“优”。这种艺人善于唱歌跳舞，尤其善于说笑话、演笑剧

秦昭王也和韩非的观点差不多，认为国君接近倡优会扰乱自己的思虑，“倡优拙”就可以“思虑远”，所以他把“倡优拙”作为楚国的优点。

可见从战国到汉代，歌女一直是受歧视的。

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原各诸侯国军队改由郡县征发的农民组成，并从中考选武士作为常备兵，战争方式也改为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因此原来的“大蒐礼”和“射礼”已不能用来作为练习武艺的主要手段

射法 当时各国政府奖励人们学习射法

弋法 弋是用细线系在箭上射，使射中的鸟兽随着细线而很快被猎取

剑道

《汉书·艺文志》兵技巧家有《剑道》三十八篇，没有作者姓名

角力 春秋末年各国已有奉养力士和挑选训练勇士的风气

蹴鞠 也称蹹踘或蹋鞠。鞠是一种实心的皮球，蹴或蹋是踢的意思[9]

举鼎 这是一种举重的游戏和比赛。秦武王就喜好这种游戏，因此受伤而死

朱亥是个大力士，用藏在袖中的四十斤重的铁椎打死了将军晋鄙，信陵君才夺得了兵权

杂技

五 改进生活的技艺的进步

这时烹调技术已有蒸煮、爆烤、煎熬等种，主要食品除粥饭外，菜肴有肉类、蔬菜以及菜羹、肉羹等，羹比较普遍

当时所吃的肉，狗肉比较普遍，市上常有屠狗为职业的

伊尹说：“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

《招魂》这一席招待灵魂的大菜，既讲究调味，又很丰盛，具备各种肉类，结尾又有多种甜品和冷饮，反映了当时烹调技艺已较高明。

人类为了生活上水源的需要，很早就开造水井。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有“土井”、“木构井”、“竹圈井”三种类型

战国时代由于制陶工艺的发展，陶圈井逐渐推广，到西汉时代就更流行了

当时陶井圈的使用，既为了防止塌方，又可使井水清洁，有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

这时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农村里，普遍养蚕

这时丝织技术已较进步，人们懂得用加草木灰的温水来练丝[1]，这不仅是为了漂白，也是为了除去蚕丝纤维表面的一层丝胶，使丝变得更光泽更柔软

上述八类丝织品中，以绢的用途最广

西周、春秋以来，人们已用各种染草制作染料，这时染草中应用最广的是蓝

蓝用来染青色，所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劝学篇》）。人们也已知道用矿物质作染料，例如用“涅”（青矾溶液）作黑色染料

商代和西周都已有刺绣

从上述绣线染有十二种不同的颜色来看，也可见当时染色工艺有着很大发展

所绣图案主要是凤和龙

案是战国时开始流行的家具

漆的颜色有黑、朱、黄、紫、白、绿等十多种，大体上是用各种矿物质配合而成

北方各国出土的漆器不多

古人席地而坐，有几无案，盛食物的器皿放在地上，坐在地上饮食

自从有了案，食物就可以放到案上以供饮食。后来汉代就沿用这种生活习惯

春秋时金器限于小型附配件如剑柄、带钩

琉璃是半透明的早期玻璃，近代称为料器

西周早中期墓中已发现琉璃管和琉璃珠

这是一种低熔点的含有铅、钡的玻璃，和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同

君主建筑“苑囿”作为游乐场所，已有长久的历史，战国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君主把“苑囿”开放给人民游览，是看作“德政”的

所谓“弛苑囿”就是开放苑囿。

西周君到魏求救，回来时，见梁囿而乐之，随从的綦毋恢

六 史书的编著和史学的发展

远在商周时代，史官原是当时天子和诸侯的秘书性质

所有政治上的重要文件，都是由史官起草、书写和管理

史官不但是当时的历史学家，而且是天文学家和宗教家

在儒家把《春秋》这类史书用作教材以前，史书从来就是贵族的教科书

史书的记载，特别是《春秋》的记载，是为了从中吸取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的，因此史官在记载历史时，无论内容和措辞，都必须着重于“劝戒”，于是有所谓“《春秋》笔法”

当时历史记载，除了编年体的大事记以外，还有纪事体一种，记述每个历史事件比较详细，既有具体情节，也还穿插有生动语言

春秋时代有一种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博闻强记，熟悉历史故事，又能奏乐，善于传诵历史或歌唱史诗，称为瞽史，也称瞽矇[1

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孔子曾称许他评论人物的观点。他之所以名明，据说是由于他的“失明”、“无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

这样把《左传》看作最初出于左丘明的传诵，只是一种推测。

看来《左传》不可能全出左丘明的口传。但是，像《墨子》所引四国《春秋》那样记事体的《春秋》，该即出于各国瞽史所传诵

现存的《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编的编年体的大事记

但是公羊和穀梁都只是口说流传，要到汉代才写定成书。只有《左传》在战国初期已有成书，而且着重记述史事始末，前后贯通一致，成为一部有系统的历史著作

正因为《左传》是采取各国史书编成，它所叙述的各国史事格局各不相同

由于受到搜集到的史料的限制，这部名为解释《春秋》经的书，有些地方《传》和《经》不相符合

当时史官所编的《春秋》有两种体例，一种是编年体的，记事简要；另一种是纪事体的，记述历史掌故，出于各国瞽史的传诵

我们今天能够了解春秋时代历史主要靠《左传》这部书

除《左氏》外，其他都是口说流传。可知作为《经》的《传》，口说流传是常规，写定成书是特例。

当战国初期，西河为一时儒家之学的中心

战国时代学者编辑春秋时代的历史书，目的在于分析过去统治者的成败得失，用来作为当时统治者的借鉴

《国语》也相传为左丘明所著。《国语》的内容和《左传》不同，《国语》偏重于记载当时贵族的言论

河宗氏原是貉族，是黄河上游的一支游牧部族，自称为河伯之神的后裔，到战国初期还存在，直到赵武灵王攻略胡地，才占有其地而被兼并

当战国初期，魏国不仅是个儒家之学的中心，一时讲学和著作的风气很盛

《穆天子传》这样和班簋铭文相符合，足见其真实性

战国时代游说的风气很盛。各派学者为了争取国君的信任和重用，都要通过游说

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历史上的权变故事和游说故事，以及说客游说君主的书信和游说辞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把《苏子》放在首位，篇数最多，不是偶然的。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其他纵横家

纵横家讲究“揣摩”

正因为苏秦和张仪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们的游说辞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有许多是后人假托他们名义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

《史记·张仪列传》和今本《战国策》所载张仪长篇游说辞，同样是不可信的。

除了纵横家以外，法家也搜集编辑历史上的权变故事

七 古文献的整理

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诗》，是指自古流传下来的诗歌，大部分可以同音乐和舞蹈配合起来歌唱的

流传到现在的《诗经》，司马迁说是孔子从“《诗》三千余篇”中“去其重”而编成的，不免夸大，但是，这部《诗经》出于儒家的整理和编辑，该是事实

可知当时墨家所读的《诗》不同于今本《诗经》，今本《诗经》当出于儒家整理编辑

当时所说的《书》，是指自古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流传到现在的《尚书》，出于西汉初年儒家伏生所传授。司马迁说是出于孔子的“编次”，看来不可信

儒家主张礼治，礼书都出于儒家所编辑，主要有《仪礼》和《周礼》两书

《仪礼》十七篇，是贵族所用各种主要礼节仪式的汇编，经过儒家的整理编辑，全书有严密的条例（详清代凌廷堪《礼经释例》）

《周礼》是儒家编著的一部理想化的政典，分述各级官职及其相关的典章制度

这书是以西周、春秋的制度为基础，经过整齐划一，加以系统化和理想化而编成的，因此内容复杂，但是其中还是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代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