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代（第三版） (李凭)

内容提要

当长安和洛阳两大文明古都屡遭战马铁蹄践踏而成为废墟之际，平城却迅速聚集百万人口，形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北魏在平城经营的一个世纪，是拓跋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序章 平城政权发展轨迹

北魏平城政权的前身是代国。不过，代国与十六国时期各游牧部落在中原建立的政权并不相同，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部落联盟

离散诸部以及与它相伴随的“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是拓跋珪推行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它促使北魏统治下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分解，加速这些部落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半农耕转化，并推动各部落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

虽然这部国家机器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封建集权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此，这一转化实际上也表明拓跋部社会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

道武帝还制定了子贵母死制度，企图彻底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预政治的现象

清河王政变的导火索虽然是皇位继承问题，但实质是平城政权危机的总爆发

以太子监国并非北魏特有的现象，中原王朝中早就有过先例，不过大多属于权宜之计。但是，北魏明元、太武两朝却将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辅助方式，使之成为固定的制度，这是北魏平城时代政治的特色之一

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及遗制的影响，实在是一大发明

事实上，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形成了；当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

这五件事说明贺氏不仅在生活上监护过道武帝，而且对道武帝的政治前途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道武帝登上王位以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旧受制于贺氏。这种状况延续至皇始元年（396年）贺氏去世为止

由于这些经历，使道武帝对于母后干预政治的现象具有十分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为了使其身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道武帝决计杀死明元帝的生母刘贵人，从而立下残忍的子贵母死制度

尊崇母权的遗俗通过保母干预政治的方式又顽固而曲折地表现出来。乳母常氏的干预政治最终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恰恰是由子贵母死制度经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引发的，这与道武帝建立此种制度的初衷截然相反，是道武帝始料未及的。

文明太后在被迫罢令后竟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孝文帝，这实在是一招高明的政治手段。而这一手段的产生其实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所见到的乳母常氏干预政治的历史经验。它使文明太后认识到，只要控制住储君，就会有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机会

拓跋社会的部落遗制和遗俗表现在诸多方面，本书只是重点考察其中制约北魏皇权的主要的因素，那就是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和尊崇母权的遗俗

对于移民，北魏政权采取因人而异的办法，使他们在基本上不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情况下，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

平城时代的北魏王朝，虽然是封建集权的政权，但是它的集权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京畿。对于陆续占领的广大中原地区，平城政权从明元帝永兴五年（413年）起推行宗主督护制，通过地方势力的代表宗主豪强去间接地统治那里的人民

换而言之，是在推行三长制之后，北魏王朝才成为整个北方地区真正意义上的集权统治政权

这个时期最大的事件是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灭北凉而一统北方版图，不仅结束了一百三十余年十六国分裂局面

北魏在平城经营的时间将近一个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却是鲜卑拓跋部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也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代之一

第一章 皇权初建

拓跋皇权的确立是在血腥的部落战争基础上通过离散诸部等措施而打破旧的部落联盟后实现的

第一节 道武帝早年经历考

道武帝是在贺兰部首领贺讷等的推举下登上王位的

慕容垂到长安以后，随即被苻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

宾徒，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境

前秦封慕容垂为宾徒侯，显然是由于宾徒与慕容部的隆兴之地相邻的缘故。但这只是虚封之，因为当时前秦并未占有该地。

由上述记载，可以认为慕容垂投奔前秦以后一直是在长安居住的

道武帝被徙回长安与慕容垂为京兆尹的两件事，在时间上是衔接的

道武帝所受的汉文化的熏陶应该主要来自于居留长安的时期

赫连勃勃原姓铁弗，是铁弗部首领刘卫辰的第三子

与赫连勃勃不同，道武帝在建国之前已有过长期在中原生活的经历

并结识了像慕容垂这样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贵族

道武帝的汉文化素养对于北魏政权的建立以及建立以后的国策影响极大

第二节 离散诸部考

在他此后创建北魏政权的活动中，除了大规模的征战外，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离散诸部

也只有在部民接受“使役”以后，他们才能算作北魏王朝统治下的“编民

所以，“离散诸部”实际上并非一项单独的法令或制度。它是包括“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在内的综合性法令中的一项具体措施，是道武帝解决部落问题方案中的一个具体步骤

离散诸部措施并非道武帝的首创，而是从前秦那里沿袭而来的

前秦“散其部落”主要是针对拓跋部的，道武帝接受这一办法则是用来对付异族部落的

这说明登国元年正月形成的新的代国（同年四月改称魏国）在开始时只是一个包括众多异族部落在内的联盟

可见，在诸部的反对之下，这次离散诸部措施的成效并不大

北魏全面范围的“离散诸部”是灭燕战争结束后推行的

事实上，在道武帝来到大同盆地以后，北魏最初的政治中心并非平城，而是繁畤宫所在地繁畤。当初

而且，当道武帝在中原作战时，他的后方大本营也在此地

“计口受田”和“更选屯卫”是道武帝到达繁畤以后所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

至此我们还得以明白，为什么“离散诸部”这样重要的措施在道武帝的本纪中只字未提，那是因为它只是道武帝先后推行的“息众课农”、“屯田”、“更选屯卫”等综合性措施中的一环，没有必要再专门提出来了

但其性质与中原王朝的军屯与民屯并不相同，至少生产者的身份是不一样的

分土定居”后的部落民也非单纯从事农耕者，他们仍然顽强地保持着一定的畜牧经济

代郡治所位于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今山西省广灵县东北；善无位于今山西省右玉县威远镇古城村；阴馆位于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滋润乡夏关城村；参合[注：参阅严耕望《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图考》附《北魏参合陂考》，刊于《新亚学报》卷一三，1980年。]位于今山西省阳高县东北

由此四至划定的畿内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山西省大同、朔州二市的全境

从实际上看，畿外的所谓四方四维只是一种理想的安排，能够大体上按方位划分的只是畿内

平城京畿所在的大同盆地是一片呈平行四边形的从西南向东北倾斜的原野

北魏繁畤距如今的繁峙县较远，位于今山西省应县的东北

正如古贺昭岑先生考证过的那样，这些未被离散的部落大多被安置在京畿的周围从事游牧

由于畿外的地形很难严格地按照方位划分，所以八部帅各自监督的范围只是一种笼统的划分。况且畿外的部落并未离散

第三节 皇权的确立与危机

一贯从事游牧的各部落对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并不会心甘情愿，他们一直在进行反抗。所以，与离散诸部相伴随的是长期的部落战争

道武帝还时常服用寒食散，药性一发作，他就喜怒失常，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状态

自幼又长期身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之中，养成了十分暴戾和猜忌的性格

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道武帝的原则是与拓跋社会旧的传统习俗相违背的

道武帝却要按照中原汉族社会的制度，实行父子相继的皇位继承制。与此同时，道武帝还制定了子贵母死的规则，企图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预政治现象，并借以抑制与拓跋皇室联姻的部落贵族势力。道武帝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终于酿成一场政变

第二章 太子监国

像这样，通过政变而获得皇位的方式，并不能表明兄终弟及制被彻底废除

以太子监国并非北魏特有的现象，中原王朝中早就有过先例，不过大多属于权宜之计

这是北魏平城时代政治的特色之一。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及遗制的影响实在是一大发明

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因为以太子监国实质上是皇权职能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身就意味着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

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形成了；当东宫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了；当二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政治危机就爆发了

皇帝与东宫集团同归于尽，标志太子监国制的终结

第一节 拓跋焘为太子考

崔浩的这番建议实际上就是一套完整的储君监国制度

第二节 太子焘监国考

崔浩一生对于北魏政治作出过许多重大贡献

太子焘“居正殿临朝”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常务性的。这一点颇与古制不同，超越了所谓“君行则守，有守则从”的常规

兄终弟及制源于母系氏族社会

中原王朝废除兄终弟及制传统经历过漫长时间，它的转化期在商、周交替之际

在北魏建国之初，拓跋部内的兄终弟及旧制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影响

由此可见，道武帝生前并未立成太子，更没有顺利地实现皇权的交替

拓跋焘是拓跋部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太子，以他为太子并监国的事件实为北魏政治史上一次重大的改制

然而，客观上的效果，却是暴露了卫王仪等亦是贺氏之子的秘情

卫王仪和阴平公烈既然都是昭成帝什翼犍之子，按照拓跋部旧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原则，他们是理直气壮地具有皇位继承之权的

卫王仪为“内外所重”的原因绝不是什么“美髯”云云，应该是他的功勋加上他在宗室中的地位

卫王仪不但在北魏的建立过程中立有首功，而且在文治上也是紧紧追随道武帝的封建化与汉化方针的

所以，直到清河王绍政变时，在拓跋贵族的心目中仍然认为兄终弟及遗制是合理的

崔浩出身于北方汉族第一高门清河崔氏

一周为十二岁

《淮南子》卷三《天文训》曰：“十二岁而周”

自拓跋焘开始，父子相承制便成了北魏皇位传递的传统

像他的父亲一样，明元帝也是一位追慕汉文化的帝王

第三节 正平事变

从“伪太子别有仓库”来看，太子拓跋晃“营立田园”应是事实。但是，连皇帝宫廷之内都在“种菜逐利”，身为监国的太子去“营立田园”恐怕也算不得大忌

比较起来，“亲近左右”才是最犯忌讳的

换而言之，有关拓跋晃总百揆的某些情节，因为涉及北魏官廷的激烈矛盾和难言内幕，因而不见于本国正史，反倒见于敌国异闻

北魏自崔浩被杀以后，一直不立史官，直到文成帝和平元年六月复置

拓跋晃被杀的历史真相对于文成帝地位的巩固是不利的因素，因而隐瞒这段历史就不仅是为亲者讳，而且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北魏行太子监国之制仅有两代

但是，这种在皇帝生前就将大部分政治权力交付太子的做法实质上却意味着皇权职能的分化，而这种分化的本身恰恰是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太子监国制建立之初就在其自身中内含着的，又因北魏政权含有浓烈的部落色彩而加强了

但不同的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直接从事征战，而北魏皇帝却常常是实际参加战争的军事统帅

在内部，北魏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仅仅是大同盆地即所谓的京畿。对广大的中原汉族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北魏王朝则通过宗主豪强和部落酋帅去实现间接的统治。

因此，对于这些地区，皇帝要不断地去巡幸

这里所说的“冠履不暇，栖遑外土”状况，正是对北魏早期统治者比较客观的写照

太武帝死于正平二年（452年），时年四十五岁，系阉官宗爱所害，[注：《魏书》卷九四《阉官·宗爱传》载：“是后，世祖（太武帝）追悼恭宗，爱惧诛，遂谋逆。（正平）二年春，世祖暴崩，爱所为也。”]而非病死

太子监国制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或较之更远的时代

北魏实行的太子监国远较里克所言要复杂得多，决非“君行则守”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与北魏情况不同的是，武灵王自号“主父”，并已传国于子

孙权逐步将孙登推上“总知留事”的过程，与北魏以太子监国之事十分相似

只是，孙登并未享有监国的名义，因而是有其实无其名的事情

在十六国时期，监国制度也曾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采用

不难看出，除了后燕慕容垂以太子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的做法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接近外，其余大多是因战争需要而在国主出征时实行的为时不长的权宜之计。少有像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两朝以之作为常务性的制度者

正平事变的结果，皇权与东宫集团两败俱伤。太子拓跋晃死后不久，太武帝也被阉官宗爱谋杀。

于是，原本被压制的后权乘虚伸张，经由乳母干政而达到太后临朝听政的专制状态。

第三章 乳母干政

文成帝母郁久闾氏早死，文成帝由保母常氏抚养。文成帝即位后，常氏被尊为保太后。从此，常氏便将年幼的文成帝控制在手，干预北魏政治十余年。

耐人寻味的是，后权干预政治原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早已采取灭绝人性的措施预防过的

第一节 道武帝杀刘夫人原因

看来，道武帝应为北魏子贵母死规则的始作俑者。道武帝诛杀刘夫人之事并非如他所言的那样简单，当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部落间的联姻关系是相互的、对等的，因此这种关系不仅具有巩固联盟的意义，而且还有在政治上相互渗透的作用

于此可以推测，当内讧发生之时，贺氏正是为了避免灾难降临到头上，而领着道武帝等投降了前秦军

至此可以确切地说，贺氏曾经与道武帝一起被流徙蜀地

在道武帝登上代王位的问题上，贺兰部首领贺讷还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登国元年（386年）正月道武帝在牛川即代王位时年仅十五岁，[注：《魏书》卷二《太祖纪》载，道武帝生于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则登国元年正月即代王位时年仅十五岁。]这在汉族社会中不足为奇，但在北方游牧部落中却不大符合军事部落联盟首长推举制度

莫题所谓“三岁犊岂胜重载”之语颇能反映当时部落贵族的通常看法

道武帝的文治武功确实显赫

可以认为，道武帝杀明元帝母刘夫人与幽清河王绍母贺夫人，既含有防止母权当政之患于未然的用意，又含有打击影影绰绰于刘、贺二夫人背后的两支部落势力的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二节 子贵母死故事

同时要指出的是，既然储君降临之时其母的命运便已确定，那么由乳母或者由保母抚养储君就形成为惯例了

正平二年十月，形势复又一转，南安王余和宗爱先后被杀，文成帝被拥上皇位。文成帝即位的途径并非通过继承，而是政变。文成帝既已当上皇帝，看来其母郁久闾氏不仅可以侥幸不死，甚至还能受到尊宠了。谁知她恰恰在文成帝即位后的第三十六天去世了。

皇兴三年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其时不足两周岁，刚过哺乳时期

李夫人的死因史载虽然不明，但是种种迹象都表明与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即后来临朝听政的文明太后有关

而史家在此又特别地点出其“不知所生”的时限为“迄后之崩”，这分明是要告诉我们，其中必有原委，而且其中原委系文明太后所隐

虽然子贵母死成为北魏后宫常制，但自文成帝生母郁久闾氏起，它已成为后宫权力之争的工具

似乎子贵母死制度行至孝文帝时为止。然而，这不合史实

实际上，旧制是在宣武帝时被革除的

自孝文帝以下，宣武帝和孝明帝两代在《魏书》中却无诸王传。这是因为，宣武帝“频丧皇子”，只留下了孝明帝一人

由于众嫔妃的消极反抗，迫使宣武帝不得不一方面对皇子“深加慎护”，[注：详见《魏书》卷一三《皇后·宣武灵皇后胡氏传》。]另一方面也就不再施行子贵母死制度了

具体地说，子贵母死制度成了文成帝乳母常氏与文明太后冯氏等排除政治障碍的借口。

第三节 乳母常氏权倾内外

说穿了，杀李氏正是为了立冯氏。倘如是，冯氏之立自然就是出于昭太后的意志

对比而言，冯氏并没有能移获得文成帝的宠爱，至少不像李氏那样受到专宠。这样的形势下，要让冯氏当上皇后，李氏就非死不可

冯氏的伯祖冯跋和祖父冯文通是北燕国的国王

文明太后冯氏不仅为亡国之君后裔、降臣之女，而且是因罪家子女身份而被没入宫廷者。她不仅地位低微，年龄幼小，而且没有外戚之援

由于赫连氏与宗爱势力的一段瓜葛，文成帝即位以后她在宫中就失势了

实际上，自从常氏掌握北魏后宫以后，她的势力是多方面发展的，并不限于皇后冯氏一人

除了阉官、外戚外，外朝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与昭太后常氏势力有着或隐或现的勾结关系，这个人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乙浑

从身世来看，乙浑的暴发与门第无关。

第四章 太后听政

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亲生骨肉的孝文帝，其实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而这种手段的产生得自于文明太后在宫中见闻的保母窦氏与乳母常氏干预政治的历史经验

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北魏王朝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改革，其改革一直是沿着全面封建化即汉化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是北魏平城时代最繁荣昌盛的阶段

第一节 孝文帝非私生辨

将这些现象集合在一起，只能表明孝文帝绝非文明太后的私生子。

到宣武帝时期，皇子由保母“养于别宫”，皇后等人居然连“抚视”皇子的权利都没有了。所以，因娩乳才不得不罢朝政的看法不能成立。

第二节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

文明太后的“罢令”是在一定的政治压力之下而不得不为的

在“不听政事”之下接着记载了献文帝杀李弈之事。李弈确为文明太后情人，该传所载甚明

李弈之兄李敷为太武帝、文成帝两朝重臣，与李弈同时被杀

献文帝杀李弈并非纯属嫌文明太后情事丑恶，从其规模之大来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报复举动

思皇后之死和李敷兄弟被诛，这两大事件都反映了文明太后与献文帝之间日趋白炽化的激烈冲突

实际上，在献文帝的周围有一股支持他的势力，是这股势力通过献文帝起作用，逼迫文明太后“不听政事”的

李䜣投靠献文帝后随即显达的事实说明，献文帝一方的势力在文明太后“罢令”后迅速地膨胀了

关于献文帝禅位问题的讨论，是献文帝与文明太后这两股势力斗争的高潮

上（献文帝）迫于太后，传位太子，是为孝文帝。

但是，《天象志三》能够明确地指出“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说明献文帝禅位因系文明太后所迫是唐代以前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王夫之完全不顾古人的看法是不妥的。

献文帝所忧者，实为孝文帝的皇位今后能否保住而不受他人侵犯也

京兆王子推在宗室中为至亲，历任侍中、征南大将军、长安镇都大将以及中都大官等要职，论辈分则与文明太后相同，倒是一位钳制文明太后的合适人选

反之，文明太后及其支持者迫使献文帝走上禅位之路的目的，也非真正为了孝文帝的前途，而是为了从献文帝手中尽快夺回最高统治权力。所以，皇兴五年发生的这场关于禅位的争论，其焦点虽在孝文帝身上，其实质却是献文帝势力与文明太后势力之间的一场权力角逐。结果，文明太后如愿以偿了。

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

认为献文帝暴崩“实有鸩毒之祸”。献文帝之死系文明太后所害应该是属实的。

献文帝死后不久，京兆王子推、万安国、李惠、李䜣、韩颓等人也相继被害或被处罪

上述这些人都败于文明太后听政后不久，其中京兆王子推死事与韩颓徙边事虽原因未载，但系文明太后所为的嫌疑极大。总之，献文帝的势力很快就被消灭光了

也就明白了文明太后为什么要在被迫罢令以后去抚养并非自己所生的孝文帝了。这实在是文明太后在政治斗争中的高明举动

昭太后常氏因乳养文成帝而在正平事变以后的动乱中攫取北魏后宫的大权，给文明太后提供了历史的经验

幼小而无母的孝文帝如同一张王牌，事实证明，文明太后掌握这张王牌，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可见，拓跋丕诛乙浑是在文明太后的部署下进行的。拓跋丕投靠文明太后当在此时

上述这些阉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出身罪奴而剧升高位

太和二年（478年），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与诸方客临虎圈，有逸虎登门阁道，几至御座。左右侍御皆惊靡，叡独执戟御之，虎乃退去，故亲任转重

在文明太后身边的宠信者之中，王叡是生前死后享受荣华富贵待遇最高的人

不过，文明太后乃非同寻常之人，特能玩弄权术，虽然宠信“小人”，却又能摆出貌似公正的面孔

史家对于这些阉官、恩倖等所谓“小人”一向不注重，而特别重视拓跋贵族和汉族士族的作用。殊不知那些“小人”得志以后，在政治生活中往往能起到拓跋贵族和汉族士族难以起到的作用，在太后临朝听政这样的特殊阶段更是如此。

第三节 太后听政的背景

文明太后冯氏的身边之所以会麇集一批出身微贱的“小人”，与她自己出身于罪孥和栽培过她的昭太后常氏也出身于罪孥密切相关

考察常氏与冯氏的身世之后，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两位出身罪家之人居然能够爬到北魏政治的顶端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在当时特别注重门第的中原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王洛儿与车路头均为明元帝的宠臣，他们靠侍奉皇帝获得恩赏，靠偶然的机会而发迹。

北魏政权脱胎于拓跋部落联盟也不久，因而平城时代的门第观念远不如迁都洛阳以后为浓

可见她是积极干预宫廷内外事务的，并非“寡欲”之人

以穆寿这样一位“总录要机，内外听焉”的重臣都不得不服从惠太后的意志，可见当时惠太后对朝政是有很大干预力量的

由以上的考察看来，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历史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拓跋部的早期代国时代中去，它是拓跋部社会中母权制遗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

他列举了一系列在夫子们眼里非同寻常的现象，如妇女主持家庭，出面打官司，代子求官，为夫诉屈，甚至走后门拉关系，等等。虽然所有这些现象主要是针对在邺城的少数民族妇女而言的，不过，汉族妇女，尤其是士大夫之家的妇女，似乎也不例外

这里所说的“河北人士”，就不应单指少数民族了。看来，汉族之家也是阴盛阳衰者居多

在颜之推的文中，所谓“恒代”，系恒州代郡的省称，为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旧都平城京畿的新建置

不仅拓跋部，其他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母系氏族制的影响也是很浓厚的。在与汉族社会接触较早的乌丸族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就很高

（乌丸人）贵少贱老，其性悍骛，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

该传还载，乌丸族的婚姻实行抢婚制：男女青年认识以后先行私通，然后男方将待嫁女子抢走（当然，实际上并不是真抢，而是在女方认可的情况下约定了时间、地点后进行的）；嗣后，丈夫应随妻子回到妻子的氏族中，为妻家做仆役，满二年后才准他携妻子离开妻家。

当这些民族进入中原以后，使得整个中原社会妇女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

对于汉族社会来说，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只是外因，像颜之推那样，将“邺下风俗”完全归结为“恒代遗风”，即平城附近风俗，似乎不妥。因为，早在三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原之时，汉族妇女的精神风貌就已发生变化

但是她的形象不仅为群芳所惊羡，而且被须眉所叹服，她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了颜之推笔下那些专持门户的妇女。木兰的形象，是在北魏社会风气的背景下经过长期流传加工而形成的，她是当时妇女风貌的典型化

看来，由于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边远地区生活，使得冯、常两个家族的成员渐渐地养成了两重性格。他们既是汉人，又有胡化的特点

大致说来，要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后，拓跋魏对选后妃一事才比较讲究些

在北魏宫中，有一批比罪孥地位高的所谓女官

即使像惠太后与昭太后这样的特殊人物，也是分别作为历史作用根本无法与她们相比的明元密皇后杜氏和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的附传而见于《魏书》的。至于普通宫人那就更不待言了。

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环境，迫使宫人们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从而结成所谓的“同火人”

文明太后虽然继承的是昭太后的衣钵，但她成就的事业却是昭太后远不能相比的

文明太后临朝听政的时期是平城时代最辉煌的时期，那时候各项改革相继推行，北魏社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后世谈论北魏太和改制的成就，往往更多地归功于孝文帝身上。其实，在太和十四年（490年）文明太后去世以前，孝文帝并不执掌政权

魏收所言不差，在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期间，孝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国家大事都是由文明太后主管的

在《李沖传》中我们看到，面对“乖异”的议论和未卜的前景，文明太后却十分沉着、果断，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用毋庸置辩的反诘语气，坚定地将反面意见驳回，表现出不让须眉的气势

在她的性格之中还有出身微贱的常氏所不能赋予她的，那就是良好的文化素养

简而言之，冯左昭仪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来自中原的北燕王家，她无疑受过良好的汉族文化传统教育

这次禁止同姓婚姻针对的目标是拓跋部的习俗，依据的是汉族传统制度

除了上述三长制外，太和年间的方针、政策与制度大多是李沖参与策划或制定的，平城以及后来的洛阳新都的许多重要建筑也是李沖主持兴建的

通过长期的经营，在朝廷内外逐渐结成为盘根错节的文明太后集团。其中，既有前文述及的麇集在文明太后周围的“小人”，也有以东阳王丕为首的拓跋贵族，还有以李沖为代表的汉人士族

太后听政竟然是由子贵母死引发出来的。道武帝不曾想到，历史发展的结果与他的初衷恰恰相反

第四节 政归孝文帝

而且，有所出格的是，当时的皇帝孝文帝的寿陵竟反倒屈尊降成了文明太后陵的陪陵

从皇后为皇帝陪葬改变成了皇帝为太皇太后陪葬，文明太后真是让拓跋皇家委屈了

文明太后的陵园，无论从形制上还是从位置上看，都已经远远地超过她的前辈惠、昭二太后的陵园

文明太后凭借其专制权力而在太和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对于拓跋社会的全面封建化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的一块丰碑，这足以使得历史上大多数封建帝王黯然失色

她对这位由她抚养成人并表现得“雅性孝谨”的孝文帝并不放心

原来文明太后心中最忧虑的事情是她无法保证冯氏外戚的久安

在父子相承已经成为传统的封建社会里，母权没有传续的途径，这正是它的代表人物文明太后必然陷入的自身无法解脱的困惑

与其重新培养咸阳王禧，还不如仍旧保留孝文帝，这是东阳王丕等人的“固谏”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东阳王丕等人的“固谏”能够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孝文帝虽然年少，却颇善于运用韬光养晦谋略

所谓对文明太后冻饿他和要废黜他的事情“初不有憾”，以及对谮他于太后前的宦者“不以介意”，等等，不过是做给外人看的姿态罢了。

而孝文帝能够在文明太后去世后很快地作出义无反顾的决断，则与他个人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在长陵的西北侧约百米左右，还矗立着一冢。该冢同样坐北朝南，高约23米，径为35米，比长陵低矮，那里埋葬着宣武帝的生母孝文昭皇后高氏

文明太后去世之后，北魏王朝仍旧在平城驻足四年

由这段史料来看，孝文帝的性格“宽慈”，似乎与文明太后“猜忍”的性格截然相反，其实不然，在他们的性格中都有十分虚伪的一面

观同传下文记载“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等语，便可知文明太后绝非殉情之人。所以，文明太后的“自投火中”之举，不过是应付当时复杂形势的韬光养晦之策而已。

受禅乃是政权交接的一种形式，虚岁五岁的孩子哪里了解：这些假惺惺的举动和言语肯定是有人教练过的，教练者分明就是那孩子的抚养人文明太后。

不管孝文帝内心对文明太后的感情如何，无可否认，文明太后的性格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今后。

由于文明太后和汉族士人的教育和影响，孝文帝也热衷于学习汉族传统文化。

可见，孝文帝虽然是拓跋王朝的主子，但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却是汉族传统的

顺便应该指出的是，文明太后对于其他皇子的文化教育也很重视

文明太后曾为皇子皇孙们设置了学习文化的学馆。 文明太后在不再打算废黜孝文帝的皇位以后，就开始重视对他的政治教育了

文明太后亲自作《劝戒歌》、《皇诰》来训导孝文帝，由此可见她对孝文帝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节酒以为度，顺德以为经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拓跋王朝的汉化又向着更加广泛、深入的层面发展下去

太和二十年正月丁卯，改鲜卑姓为汉姓，皇族拓跋氏首先改姓为元氏

孝文帝摆脱了文明太后生前在旧都平城造就的政治氛围，却将文明太后推行的拓跋部汉化改革在新都洛阳发扬光大了

第五章 京畿概况

在本书之中，京畿与畿内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京畿为京师平城与畿内的合称，而畿内则指平城以外、甸服以内的广大环形区域。这样的概念区分，既与传统的文献不相矛盾，又有利于行文的简洁

迁入京畿的人口，族别、籍贯与身份十分复杂。道武帝推行更选屯卫与计口授田措施，使移民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人口的骤增与妥善的安排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口迅速地繁衍

到文明太后与孝文帝时期，平城终于形成为与其政治地位相称的大都市。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西南的巴蜀，从西北的贝加尔湖到东南的江淮，各族政权络绎不绝地朝贡拓跋王朝，各族人民纷至沓来地会合平城都市

平城都市拔地而起，带动了众多畿内城邑的发展。畿内城邑的规划与建设，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原城邑形制的影响

平城时代的平城，不仅是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而且是北魏全境交通的枢纽

在上述交通大道中，最著名的是并州大道和定州大道，它们不仅是输送商贸物资的通衢，而且是北魏贯彻政令的命脉

平城因历史的契机确立了伟大的文明古都地位，又因多姿的历史文化影响至今，还因绚丽的石窟文物与艺术而辉映未来。

第一节 京畿发展的基础

在古代历史上，北魏平城时代是大同盆地获得大规模开发的时代

平城及其周围地区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杂居的边郡之地

魏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对北部边郡采取放弃的态度

由这条记载知，至迟在曹魏黄初元年（220年），汉族统治势力已经撤到陉岭以南。陉岭成为当时汉族势力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的一道分界线

由上文可知，早在拓跋猗卢时期，雁北就得到了一定的开发

由此可见，迁都之举是道武帝经过较长时间考虑而决定的

将上述各项数据相加，道武帝时期迁入雁北的人口当为一百五十六万左右

在这一股股的人流之中，既有来自当时经济发展较先进的河北平原上的汉族人民，也有社会发展阶段比拓跋部还要后进的高车等游牧部族；既有自耕农、农奴、奴隶与氏族成员，也有地主、豪强、官吏、士大夫、奴隶主贵族和部落酋帅

在安排移民方面，道武帝采取的是因人而异的办法

移民能够安定下来并逐渐适应新环境的最佳措施是发展经济；而人口的骤增，加上妥善的安排，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道武帝时期京畿得到初步开发，经济有了长足进步

道武帝还很注意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他曾委派官吏“劝课农耕，量校收入，以为殿最”。

大同盆地地势平坦，桑乾河支流众多，北魏时期雁北的水利资源较现今丰富

不仅新都的规划采用邺城、洛阳、长安等中原名都的建制，而且参与建设平城的工匠大多是来自后燕旧都中山等地的“百工伎巧”

据载，道武帝时期平城已经有了十二座城门

恒山直道开通以后，大大地缩短了雁北通往中原的路程，并使得平城与处于河北平原腹心位置的中山直接联系起来。

在平城周围地区，道武帝迁都后第二个月就推行“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等措施

由于道武帝因人制宜的统治手段和管理措施，使各方面的有利因素都得以调动起来

据前文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京畿的外来人口约有一百五十万。但实际上并不止于此数

在史料中不断地有数量不明确和难以判断其迁入地点的所谓内属、内附的部落民与汉民出现

第二节 平城的辉煌时代

王莽时将平城改称平顺。东汉时复称平城

西晋时，拓跋猗卢为代王，以汉平城为南都，自后平城亦名为代

东汉末，北边郡县皆废

可见皇始元年（396年）以前平城已经成为北魏对付后燕的重镇了

北魏末年，恒州、代郡和平城县均废

孝昌二年（526年）后，不仅平城，雁北的大部分城邑均毁于战火

记载北魏平城情况最为可信的文献是曾在平城生活过的郦道元写的《水经注》

其一，北魏平城是由南、北两个部分组成的，北部是宫城，南部是郭城

可见北魏平城与汉平城并非位于同一位置

六镇之乱，故都为墟

北魏宫城之双阙辽时尚存，至清代则仅为二土台了

北魏平城郭城的范围较大

由平城郭城的形状、范围和它与宫城间的位置关系可以推测，郭城位于今大同市区的南部

平城时代的各朝帝王几乎都对平城特别是平城宫城作过营建

西宫始建于天赐元年（404年）十月，在道武帝和明元帝时期是皇帝居住的地方，这是一组占地面积颇大的建筑群。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

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其中较有名气者为五级大寺、永宁寺、天官寺、建明寺、报德寺和皇舅寺等

在平城的近郊还有不少营建

在东郊，建有东苑，它“东包白登，周回三十里”。[注：详见《魏书》卷三《太宗纪》。]苑内主要建筑是太祖庙，又称东庙

西郭外有郊天坛

西苑以西的武周山下有灵岩石窟，即今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武周山下的官方活动相应减少，但是民间礼佛日益盛行。因此，云冈的中、小石窟增多，布局和造型多样化

云冈石窟一直香火兴旺，佛徒众多，是北魏最重要的礼佛圣地

南郊的重要建筑是明堂和大道坛庙

北魏平城宫的宫殿遗址，该工地位于今大同市市区北部的明代操场城内

破多罗太夫人墓内壁上绘有颇具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的彩绘漆画

是位于雁北师范学院（现合并改名为山西大同大学）建筑工地的宋绍祖墓和位于沙岭村的破多罗太夫人墓

郭城是北魏时期平城的最外一道护围，兴建于北魏第二代皇帝明元帝朝

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

道武帝曾经有过增启京师十二门的举动，然而没有告知这十二座门的具体分布状况。

北魏时期，由平城往正南方向确实存在一条著名的大道

前田正名先生所谓“雁门关路”的称呼，并不见于北魏时期相关的文献记载，其实将它称为“并州大道”可能更加符合当时的习惯

二者如此吻合的方位，表明在杨众度墓侧近的道路正是并州大道，而杨众度墓砖铭文所言的“十里”正是并州大道上的十里

杨众度墓的正北8.8华里之处，就落在现今善化寺东南残存的城墙附近，此处恰好是明清时期大同府城南门的位置

这就证明，明清大同府城城墙之东南拐角也正是北魏国都平城郭城之东南拐角

传统的城池是按照所谓“四至”开建城门的

可见，平城郭城在初建之时各个拐角附近并不一定都有门洞。然而，由于盖天保墓砖铭文中有所谓“台东南八里”等语，表明平城郭城是开建有东南门的

由明清大同府城的城墙与辽金西京的城墙之间的叠压关系可以推断，明清大同府城与北魏平城郭城之间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因袭关系

从北魏国都平城发展到明清府治大同，该城的南部一直是居民区与商业区

另一方面也表明，直至明清，这座城市的人口始终没有突破北魏平城时代的城市规划的容量

洛阳时代的平城仍不失为北魏王朝北部最重要的都市。直到孝昌年间六镇动乱以后，它才骤然衰落下去

第三节 畿内众多的城邑

平城的南郊置有一面大鼓，敲击时声闻全城

晨昏启闭城里诸门是京师重要制度之一

则北魏迁都平城以前高柳城邑并未废弃。北魏迁都平城以后高柳依旧重要

北魏末年不仅有高柳县，而且置高柳郡

这条史料说明北魏确曾置东代郡

王仲荦先生指出，北魏代县位于今河北省蔚县暖泉镇西，山西广灵县之东北

西汉设灵丘县，属代郡。东汉光和元年（178年），灵丘县属中山国，不久废。北魏设灵丘县和灵丘郡

可证北魏迁都洛阳以前已在灵丘设郡治

据这段记载，北魏县治与唐县治一致，与汉县治不在一处。则北魏灵丘县应在今灵丘县城关。

觉山在县东南三十里，由隘门山峡入。……又有悬钟岩、舍利洞。觉山寺，后魏孝文帝建以报母恩

觉山寺至今尚存，在今灵丘县红石塄乡觉山村境，位于灵丘城关东南约十余公里处

北魏平城时代，繁畤仍然是重要的活动地点。

繁畤附近曾建有繁畤宫

则繁畤宫应建于北魏迁都平城以前

则汉桑乾县当在汉涿郡北，位于后来的北魏昌平县东，在今河北省阳原县东北境内

黄瓜堆，又名黄瓜阜，今名黄花岭

北魏平城时代在这三座小城中未曾设过县级以上行政机构，北魏洛阳时代之后这三座小城逐渐被淡漠。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如今仍有名曰日中城的村庄，位于怀仁县境，其位置或即当年旧址

桑乾城周围的主要建筑有五石亭和故宫庙

故宫庙营建年代不详，但从这段记载来看应该是道武帝时期

阴馆城今名下馆城

代州治所在今山西省代县城关，则上馆城即今代县城。而州北四十里之下馆城即故阴馆城

今山阴县西南有新广武村和旧广武村，两村相距约两公里，与此相合。据此，古阴馆城当在今旧广武村西不远

今旧广武村西偏北约四公里处有夏关城村，属朔州市朔城区滋润乡管辖，此处当即古阴馆城

阴馆附近水源充足，土质良好，为雁北重要的农业区域，因而北魏在此建有粮仓

北魏在阴馆城附近建有楼烦宫，文成帝曾在此接见外国使者

可见隋唐鄯阳城即秦汉至北魏之马邑城

清代朔州城的基址依然是秦代以降的古马邑城，但现存朔州城墙则为元、明时所修

魏初有所谓“限户不满百而罢之”的规定。由于长期战乱，致使北魏初期境内人烟稀少，因而作出了裁并县邑的规定

畿内的实际情况却与其他地区相反，郡县建制的城邑不仅不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孝昌年间的战乱发生后，旧都畿内的城邑大多化作了废墟，但是其布局却成为后世重建与发展的基础。

在北魏平城时代，佛教和道教也必然要以国都平城为其中心，因而京畿出现了大量的寺院

道武帝时期，中原的邺、洛和长安等大都市中，北魏仅占有邺城，因此，所谓模仿三者，其实主要指邺城而言

据《水经注》卷一〇《浊漳水》载，邺城主体系曹魏时所建，直到后燕时仍很繁华

经调查，邺城东西3.5公里，南北2.5公里，其宫苑集中于北部，南部为居民区

后来北魏平城的布局是与此相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畿内城邑最密集的地区不是平城周围，而是今桑乾河上游地区

在这些城邑中先后设置过七个县级行政机构和四个郡级行政机构。这里正是道武帝天兴元年“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的中心区域，它较畿内其他地区开发得更早

第四节 畿内外的交通

不难看出，京畿交通线的分布，并不像平原地区那样呈现为方格网形，其状态恰似一把展开的折扇

位于大同盆地南部与东南部的桑乾河上游干流流域以及黄水河流域与浑河流域是畿内经济建设的重要地区

这些区域，农田广布，城邑密集

北魏平城与外界的联系，具有众多的交通线，其中最重要的是定州大道

上述铭文表明，盖天保墓位于一条通往平城郭城的大道之侧，这条大道被称作定州大道。定州大道的起点是郭城的东南门

因为它联系着位于河北大平原上的重镇中山城。中山城位于今河北省定州市，十六国时期是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后燕政权的都城

北魏灭亡后燕之后，将这里确定为定州的治所

中山城重要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地位，决定了定州大道的重要性，从而也就决定了在平城郭城的东南开设一处门洞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定州大道的一个端点是定州，另一个端点则是平城

就古代的交通方式而言，定州大道是比较艰难的道路

所以，道武帝一俟平定后燕，即命凿山通道，将以前的旧山路竣修通畅。经修建之后，定州大道的东段较北魏之前便捷许多，因此又被称作“直道”

《郭城南门》中所述的从平城通往晋阳的道路，在北魏平城时代就理应称作并州大道，而非如前田正名先生所云的“雁门关路”

并州大道也是平城时代至关重要的交通干线，然而它并不是北魏建都平城以后才发展起来的

宋代河东道下的云州云中县才位于曹魏以前平城的旧地，即今大同市区

也就是说，由太原入塞，只需出雁门，经马邑，就可以直奔云中，没有必要绕道平城

此条说明，经由平城也可以出塞，但是并非捷径，而是绕道而行

虽然在周、秦、汉与曹魏时期并州首府晋阳与平城之间已经形成商旅道路，但是在中原与北方草原联系的交通网上平城并不处于重要的地位

然而，北魏建国之后，平城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它在全国交通网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定州大道与并州大道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平城的交通枢纽地位

第六章 宗主督护

平城时代，北魏统治的根据之地在于京畿，对于京畿以外的地区实行羁縻的政策

针对草原游牧部落，有所谓领民酋长制；针对中原汉族地区，则有宗主督护：以此配合州、郡、县及军镇等机构去统治基层社会

第一节 宗主督护考

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魏书》所谓“宗主督护”四字既可以当作合成名词被理解为一种行政职务的名称，也可以被理解为以宗主去督护（地方）的意思；《北史》所谓“宗主主督护”却只能理解为以宗主行使督护（地方）之职的意思，与《魏书》的后一种意思相同

但为了行文和习惯上的方便，本文在论述中仍然沿用宗主督护这一名称。

宗主即宗族的首领

早在春秋时期宗主已被用作宗族首领的称谓了。以后，历千年而未变

其次，宗族可大可小，在户口上没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这是宗主督护与后来取代它的三长制突出的不同之处

宗族往往是生产的组织者

强大的宗族还会具有武装集团性质

宗族内的阶级关系主要是以宗主为代表的豪强地主和荫附农民之间的关系

宗族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基层行政组织的作用

则西晋时期已有督护之职，为方镇属官，负领兵之责

南朝的督护之职也是方镇属官

从以上五例史料不难看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督护”是含有军事、行政两方面含义的词

因此宗主并不像后来的三长那样较严格地接受地方政权的统辖，一些强大的宗主甚至还会出任州刺史、郡太守和县令长

如果因此说宗主督护就是一种基层行政制度似乎又很勉强

宗主不是通过国家的行政权力去任命的，而是依据宗法关系中的嫡长制原则在强宗大族中产生的

甚至，有些强宗大族或拒输赋税，或与政府分庭抗礼，形同割据势力

根据以上六点概而言之，宗主督护是北魏前期实行的以宗法关系为其维系纽带的、具有部分行政职能的生产与自保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组织。

第二节 社会背景

北魏行宗主督护是为了适应长期战乱以后中原地区宗族组织强化和坞壁林立的形势

资助同姓的现象是长期的战乱使人们经常处于流离失所的境况下形成的习俗

凡宗亲世数，有从父、从祖、族祖。江南风俗，自兹以往高秩者通呼为尊，同昭穆者虽百世犹称兄弟。若对他人称之，皆云族人

当时北方人十分重视宗族关系，他们心目中的宗族观念较南方要浓重得多

虽然强宗大族往往操纵着社会基层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但是直接让他们以宗主的身份去行使行政之权的现象在历史上却仅见于北魏平城时代

强宗大族势力的发展必然会在经济上损害封建国家利益，政治上形成分裂割据势力

东汉以后，中央集权统治逐渐衰落，各地强宗大族势力便日益膨胀，终于酿成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局面

没有较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宗族组织成了地主豪强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能够比较稳固地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战乱能够彻底破坏行使基层行政权力的乡亭组织，却难以破坏掉自然形成的宗族组织

长期的战乱，使北方地区生产凋敝，交通阻塞，交换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只有自然经济能够适应这一状况。而宗族组织正是植根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因而能赖以保存下来

在基层行政制度暂时出现空白的情况下，地主豪强必然要利用宗族组织，以其作为继续维持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工具

而农民为了不至于在战乱中转尸沟壑，也不得不依靠宗族组织的保护：这就使宗族组织不仅没有因战乱而消亡，反而蓬勃发展起来

地主豪强往往以宗族为基础，去扩展自己的势力，从而形成为宗主豪强。

宗族会在自然条件良好，适合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的一定区域内组合成为一种半封闭式的社会

势力较大的宗族组织往往还建坞筑壁，屯聚自保。这种屯聚的形式在当时被人们统称为坞壁

在北方广阔的原野上，在不断更替的割据政权控制薄弱的地区，便星罗棋布般地出现了大量的坞壁

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

坞壁并非永嘉之乱以后才出现，在西汉末年王莽之乱时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坞壁也称垒壁、堡壁。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坞壁较以前分布得更为普遍，存在的时间更长久，社会影响也更大

各个坞壁内的人数，少则几百家，多至几千家

大大小小的坞壁又往往互相勾联，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坞壁群，从而成为那一地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

坞壁的首领称为坞主，常常由宗主豪强自封。坞壁群的首领也有称之为统主的，由坞主们互相推举而产生，当然这主要由实力来决定

坞主必须在坞壁内建立起一定的秩序，才能率领本宗族从事耕作与自保。而一定秩序的建立，除了要利用宗族制度与宗族观念和利用坞主的权势与财力外，还要求那些担任坞主的豪强具备相当强的凝聚能力。至于这种凝聚能力的产生，则与那些宗主豪强是否具备当时盛行的豪侠风尚有很大的关系。

豪侠风尚的盛行，也与东汉以后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崩溃，因而各地豪族势力趁机纷纷兴起的形势密切相关

豪侠风尚包括两个方面，即侠义与尚武。

在战乱时期，侠义行为是颇能笼络人心的

慷慨轻财、周济贫困、遇下人如子弟、见危难就相救等，这些都属于当时所谓侠义行为的范畴

行侠义的豪强除了要有相当的财力外，还需要有武功作为资本

所以，当时北方的豪强之中善于骑射者是不乏其人的。祖逖就在习武上下过大功夫

“闻鸡暗舞”现今流行为“闻鸡起舞”

侠义与尚武构成了豪侠风尚，这种风尚在战乱频频发生的社会环境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促进了宗族的凝聚，有利于组织生产和武装自保，也有利于小范围内的相对安定

然而，当整个社会由衰转盛并逐步走向安定统一的时候，豪侠风尚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逐渐减弱，乃至走向反面

他真可以称得上是既有实践又有理论的坞壁专家了。因此，庾衮建立的坞壁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坞壁是以宗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集经济、军事与政治之权于一体的社会组织

第三节 羁縻政策

宗主督护并未普遍地施行于北魏全境，其主要对象为中原的汉族地区

魏晋时期，中原汉族政权无力北顾，对这一带采取放弃的态度

对游牧部落，北魏王朝实行了所谓的离散诸部措施。但是，此后虽然鼓励游牧部落民从事农耕，却并不强令他们改变原来的习俗而去专事农耕，只是将他们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游牧或农作

这与宗主督护下的强宗大族始终聚族而居的状况是正好相反的

在实行离散诸部措施时也有例外而未被离散者，这些部落主要分布在京畿的外围地区。[注：详见《魏书》卷七四《尒朱荣传》，《北齐书》卷一五《厍狄干传》等。]北魏在这些部落中实行的是一种领民酋长制

对于迁入京畿的汉人及其他农业人口，北魏实行的是计口受田措施

像崔玄伯这样“势倾朝廷”的大臣竟然“家徒四壁“，这并不一定是本性“俭约”，倒很可能是自知身处最高统治者的“密察”之下而不得不谨小慎微的缘故

即或偶然有宗族势力在京畿附近发展起来，也会很快地被剪除掉

灵丘罗思祖宗门豪溢，家处隘险，多止亡命与之为劫。显祖（献文帝）怒之，拏戮其家

由此例可见，北魏朝廷是决不允许强宗大族在京畿发展起来的

道武帝时期，北魏对中原实行的基本上是武力征服与野蛮掠夺的政策。北魏在对燕战争中一开始就表现得十分残酷

道武帝将新占有的山东六州各族人民十万余家强行迁到代北；同年底，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注：详见《魏书》卷二《太祖纪》天兴元年条。]这种做法和汉高祖刘邦迁徙关东豪杰以实关中一样，一方面是为了充实京畿，另一方面是企图摧毁山东六州强宗大族的势力

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道武帝虽也“留心慰纳”汉族士人，并吸收他们“与参谋议”，但仅仅限于“宪章故实”的范围

道武帝迁都平城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京畿的经营方面，对于中原则采用军事“威摄”的办法。

既然设行台的主要目的是“虑还后山东有变”，那么这些行台与军府也就无疑都是镇压中原地区反抗的军事据点

除行台和军府所在地之外，山东六州广大基层地区真正的统治者仍是那些盘踞在遍及原野的坞壁内的强宗大族

以上迹象都表明道武帝对中原并未实行过羁縻政策。所以，明元帝即位之初北魏王朝与中原强宗大族之间的关系依旧十分紧张

普遍的激烈反抗使北魏统治者认识到，仅靠迁徙和军事占领无法达到真正统治中原的目的，以往的政策应该改变了

崔玄伯提出了“安民为本”，“荡而更制”的建议，目的是要求北魏王朝承认宗主豪强在各地基层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以此使拓跋政权与宗主豪强势力彼此相安

史载表明，此后中原地区对北魏王朝的反抗显著减少，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了

因此，永兴五年可以说是北魏对中原“荡而更制”权行羁縻政策的开端

太武帝时期，北魏王朝继续执行羁縻宗主豪强的政策

太武帝统治时期，随着北魏王朝的开疆拓域，宗主督护也逐渐地铺展开去，至北魏统一北方后成为“唯立”于北方汉族地区的基层统治形式，并一直延续到孝文帝太和十年

宗主督护是北魏平城时代推行过的以宗法关系为其维系纽带的、具有部分行政职能的生产与自保相结合的基层社会组织

推行宗主督护后，强宗大族势力与北魏王朝直接对抗的事例显著减少了

裴骏为河东闻喜大族，因积极配合北魏政府镇压盖吴起义而受到太武帝的青睐

明元帝以后，汉族士人对北魏王朝的抵触情绪逐渐减弱。许多家族原先抱着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转变为积极帮助拓跋部统治者实行“文治”的得力助手

宋隐不与拓跋部统治者合作的态度是够坚定的了。可是，据同传记载，他死之后，他的子孙们并没有都按照他的遗嘱去做

另一个例子是范阳大族卢溥，他起兵反魏，失败后与他的儿子卢焕一起被杀

当时的所谓山东，是指太行山以东的今河北、山东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北魏王朝的财政便有了一定的保障。曾经激烈反抗过北魏王朝的山东地区后来成了北魏王朝赋税、兵役和徭役的主要提供者

不过，宗主督护毕竟只是羁縻地方豪强的权宜之计，它给拓跋部统治者带来的好处是相对的、暂时的；其实，在它的好处之中潜伏着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隐患日益暴露，宗主督护的消极作用就逐渐表现出来了

第四节 推行三长制

拓跋部统治者和宗主豪强之间的矛盾在经济上突出地表现为对赋税与人口的争夺

与宗主督护相对应的赋调制是所谓的“九品差调”法

九品差调又称“九品混通”

“荫附”者虽然不服官役，但是要向豪强地主缴纳“倍于公赋”的实物地租，为他们做繁重的无偿劳动，他们是豪强地主的直接剥削对象

而且，宗主豪强决不会以现已占有的“荫附”为满足，他们还不断地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权和族权，肆无忌惮地兼并自耕农民的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民就不得不投身于宗主豪强门下

封建国家的赋税主要出于自耕农民身上，自耕农民数量锐减必然严重地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

最初，北魏统治者对强宗大族“隐冒”民户的现象还能容忍

北魏政权也日益封建化。又由于战争的减少，通过直接掠夺与部落纳贡而获得的收入已越来越不可靠，北魏王朝的财政收入便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原地区的赋税

河东薛族争入郡姓之事就是强宗大族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例证

在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时薛氏已经达到鼎盛时期，因而薛氏争入郡姓事可以在此作为强宗大族势力膨胀的例证

而薛聪敢于在北魏皇帝面前如此气盛，正是因为有雄踞河东的宗族势力为其后盾的缘故

本章第一节中所引《李孝伯附李安世传》中记载的广平人李波宗族就曾一度强盛到大破相州刺史薛道檦所领官军的程度

李安世不得不改用诱骗的办法对付李波，也可见李波宗族势力的强大

孝文帝时期，南方处于宋、齐政权交替之际，无力北顾；漠北的柔然也因力量衰弱而逐渐向西发展。长期以来来自外部的压力大体上解除，拓跋部统治者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内部问题了

在北魏王朝的羁縻政策下，强宗大族之间及其内部也不断地分化

另一方面，随着拓跋部政权的日益封建化，北魏王朝便逐渐地演化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族地主二者利益的总代表

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谙熟汉魏旧制的李沖于太和十年（486年）提出了废除宗主督护而建立三长制的建议

三长制初行之时是有成效的

三长制给了宗主豪强相当优惠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但是不难看出，这套表面上严格、合理的制度实质上还是充分地照顾到宗主豪强利益的

在李沖上言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取乡人强谨者”一语

所谓“强”者，有势力者也；所谓“谨”者，愿意服从北魏王朝者也。这样理解的话，三长制的干部选择标准就正是那些愿意与拓跋部统治者合作的宗主豪强了

在文明太后采纳李沖的建议而推行三长制后，虽然最初“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但不久就“公私便之”，“海内安之”，并未引起多少社会骚动

末章 平城时代历史意义

汉文化的昌盛地区遭到严重破坏以后，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便向东方转移

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汉文化中心地区

当时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位于汉族文化最高层次上的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不再由国家控制下的学校垄断了。由于汉王朝的覆灭，学校制度倾颓，汉魏典章与学术文化从主要由太学博士教授转变为以父子世代相传为主

中原地区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动荡不安的政局引起频繁的民族迁徙和大量的人口流动，河西走廊因为相对安定而成为人们投奔的主要区域

经过魏晋以来的经营，在河西走廊地区形成了与河北地区发展程度大体相当的文明，并保存了秦汉以降的汉族文化

李沖后来适逢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成为北魏太和改制中的核心人物

但是除了东晋末年和梁朝末年两次规模较大的战乱以外，东晋南朝时期的江左社会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

从以拓跋部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度来看，推行太和改制无疑是整个平城时代拓跋部的汉化运动的总结

从各地来到平城的文明早已不同于纯粹的汉魏以降的汉族传统文化，它们都已陆续不断地吸收和融合了所在地区各部族的文明

北魏京畿的自然条件，虽然孕育了这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但是也限制了这个时代的继续发展。

北魏京畿位于自然地理上的蒙古高原与山西台地相交错的断层地带。它的中部是地势平坦的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呈西南—东北走向

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将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了

历数北魏平城时代的人物，文明太后乃是当之无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