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也

诚于此者形于彼

巧伪不如拙诚

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劝其立名，则获其实

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多为少善，不如执一

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

未信而谏，人以为谤己也

既以利得，必以利殆

欲不可纵，志不可满

身计国谋，不可两遂

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

“如果揪住鼹鼠的毛，把它扔到空中，它理所当然会把这个感受为暴力而不是让它有机会飞一小会儿的解放。”

“与众不同。我们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又是西方又是东方。如果我们只是归顺西方，我们就会摧毁我们的文化。我总是想象着，我们能朝两边都竖起栅栏，朝西边，也朝东边。但是那会是一个很低的栅栏，很容易就能爬过去。”

这边是诗情画意地走向颓败的古旧建筑，那边已经是从巷子里榨取每一份活力的士绅化景象了。

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有族裔上的民族主义，这个国家的民族实在太多元了。

“我可不打算照顾你们欧洲人的弗洛伊德式恐惧。”

“但那不是纳粹标志，那是我们自己的标志。您四处看一看，这里没有任何希特勒头像。”

我所读到过的对冬天降临的最美描述，来自一个在连接欧洲与亚洲的无边无际中长大的作家，这也许并非偶然。

但是必须想到，对民族的热烈召唤并不总是排斥异己和显示强力的工具。

只是从什么时候起对自己民族的赞美会变得有毒——非常非常成问题

"但是根本上他们还是认为，我们俄国人说到底和欧洲人一样是坐在椅子上的，而亚洲人是坐在地上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其中蕴藏了怎样的财富，人们也许只有在克里米亚这样的熔炉里才会真正意识到。

也因为地球上没有另一个地方能像克里米亚这样见证过战争的“真实形态”了：“鲜血、苦难和死亡”，正如托尔斯泰在日记中所写的。

契诃夫在雅尔塔所代表的那些美好旧时光，是他自己在世时便已开始怀念的。

在新世界，族裔出身往往过了一两代人就只留下了民俗，母语则无可挽回地丢失了。

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和希腊相关的所有东西都是古代的。而当苏联抹去克里米亚的这些希腊地名的时候，它们才只有2000年的历史。

"但是这种特殊的相遇却滋生出‘欧洲’的幻想，包括各种傲慢、各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拥有更高贵出身的主观臆想，生来就可统治别人的野心。”

就像在斯大林统治时代一样，他们又活在了一个极权体制里，只是今天的车臣人会被自己的同胞堵住嘴。这就是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在说的，矛盾的“车臣化”：压迫下派给了当地盟友。

在欧亚荒原上，空间从来都是足够多的。而在格罗兹尼尤其如此，因为一半的人口已经在和俄罗斯的两次战争中丧生。

人们在车臣这样的国家只有两个选择：成为罪犯或者成为受害者。而人们在欧洲则不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他很想搬到那里去。

和西欧列强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挺进一样，俄国人向南的扩张也是一种殖民行为，却很长时间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

他们并不十分在意信徒们内心的状态，而是要完成这场虔诚的仪式，毕竟宗教仪式不是为了自我的净化，而是为了上帝。所以看起来美不美是次要的，把圣水带回家的器皿用个塑料瓶也够了。

走高加索军用公路来到第比利斯的人看到这样的和平局面时，很容易变得怀旧。

这个世界的本质恰恰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让不同的、本真的东西和平共处、互通、混合。每个人都可以归属一个精神世界，不论他是生活在大河的哪一边。

在它的花园里，我又一次着迷于前革命时期的光彩、苏联时代的形式主义、东方的忧郁气息和少数几个具有西方或者全球品味的点缀的结合，还加上在菜单和酒单上展示出的享乐主义。这种不同时之物的同时共存，作为这座城市的典型特征，

一个地方不该否定自己的历史，既不能拆除也不能遮盖昔日留存的、逐渐生长而成的东西，而是要让它们比邻而居，这样现在才显得短暂即逝而不绝对。只有意识形态才会把过去弄成白板一张。

“历史不容省略。”经历过、抵抗过两个国家体制并目睹它们灭亡的作家基维·马尔格韦拉希维力（GiwiMargwelaschwili）如是说。

“文本世界对现实的一种刻意扭曲。”他自己就曾这么来概括他写的一部小说。

“古老的哲学家，”册子的最后一页上写着，“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们的工作：我做了我会的事情。如果你们也可以，就把它做得更好吧。”

“比起自由地生活，做个奴隶其实更容易。因为人们为了自由必须付出些什么，必须自我负责。”

“不是因为存在仇恨而爆发战争，而是因为战争才产生了仇恨。”

与车臣不一样，亚美尼亚人与阿塞拜疆人之间的战争还在继续

“狂热分子来自荒漠，创造力则来自丛林。”

可能没有哪个其他地方能像荒漠这样让人直面一个更高的力量，一个可以让人们在困苦、恳求或者抱怨时呼唤的力量。

偷税是一项在所有独裁国家都行得通的罪名。

依赖国家政权的人太多了，以至于很难形成反抗。

可能作家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总是站在最后一节车厢的后面站台上。当其他所有人都在期待列车进站时，他们还在书写着这辆车经历了什么——这是职业造成的怀旧情感。

人们尤其能注意到埃里温大屠杀博物馆的努力：他们想要与历史和解，而不是把过去当成民族间不能互相理解的借口。

仅仅依靠叙述苦难的历史无法号召人们做好准备

“只有受迫害与压迫的民族才是痛苦的导体，”弗朗茨·韦尔弗写道，“某一个体所遭受的事情，整个群体也都经历了一番。”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活就是由许多失去组成的”

“人们应当重视自己的传统，”他大声说道，“人们如今能够为音乐做出的特别贡献都在传统里。世界的富有就在于多样性，而不在于统一。这种多样性不会自动产生，它来自过去。”

“音乐不像文学，甚至不需要翻译。这是音乐最像乌托邦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生活就是由失去组成的，那么在现有情况下“最好的失去”——用曼修灵自己的话说——就是能从灾难中孕育出能够团结人们的东西来。

因为在亚美尼亚，敌意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更古老。

这里的寺庙与坟墓比大自然还要好地经受住了社会主义，寺庙与坟墓在亚美尼亚几乎已经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那是我生命当中见过的最热烈的掌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如此写道，“人们欢呼雀跃，因为一条鲜活的生命没有变成尸体。”

新马拉加就和整个世界一样，都被错误的人统治着。

“如果你们男人没有勇气反抗强权，那就解开我们的面纱滚开。”她在一个集会上喊道：“别说你们是男人了。我们会代替你们战斗。”接着她就扯下了自己的面纱——这在19、20世纪之交是前所未闻的挑衅——把它扔给了犹豫不决的男人们。

对敌人的爱在阿塞拜疆就是一个理想，无法实现。

从马可·波罗及其他的旅行者开始，论战的范围一直涉及欧洲，甚至科幻小说、好莱坞电影和电脑游戏。不过阿萨辛派不再被视为伊斯兰的敌人，而是伊斯兰暴力的集中体现。

画中是四排由植物和鸟儿组成的巨浪正在翻滚。这个世界的象征，它就在这同一时刻既存在又消逝。

现在各色人等混杂，罩袍派也会出现在留着大胆发型的滑板小子来回跳跃的地方

国家变得机灵多了：如果它像90年代末的连环谋杀那样杀害作家，那就会引发众怒、抗议、骚乱；它现在杀害的是阅读

反正万物到最后都难免一死，每个文明都会死去，也包括一个5000年的文明？就从这一点：只觉得过去美好，新事物无一美好。

在伊朗以前也不这样，今天在其他地方也不这样。只有在某些东西无以为继、无法充满活力地继续生存下去的地方，我想，在河水不再流的地方。

想象力总是会指向不在场的、遥远的地区，而我们走着的街道，我们置身其中的房间，我们与之交谈的人却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很无情。我们觉得自由是非常简单的；但一段时间过后，我们亲自感受到了它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

“共产主义者是读马克思的人，反共产主义者是懂马克思的人。”

我们总是这样：不是寄希望于宪法，就是寄希望于鲑鱼蛋黄酱。

我们总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但是商店还是空空如也，

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

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

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

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

我保证，每个故事都有两个版本。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点燃火炬的历史学家。让时间做法官吧。时间是公正的，但那是说遥远的时间，而不是最近的时间。

打完仗回来，挂满了勋章，征战了半个欧洲，却没有身份证！

对俄国人来说，造反永远是个节日，可爱的节日！只要下令“进攻！”袭击就马上开始；

哪里有原则？官僚们从来没有信仰、没有原则，这是所有官僚机构的灰色形而上学。重要的

我们国家在心态、潜意识和基因方面都是个沙皇国家，所有人都需要沙皇。

其实什么地方的政治笑话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多。

实际上我们当中谁都没有生活在苏联，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旅游圈、登山圈……

我们读了一车浪漫书籍，生活却狠狠地踹了我们后脑勺一脚，朝另外的方向急速奔去。

你们是可怜的苏联分子，你们那种生活不到一口烟的工夫就消失了。

“市场成了我们的大学”……

庸俗者胜利了，虱子和臭虫赢了。

俄罗斯女人之光，总是男人之光的反射物。

人们更多地记得美好而不是痛苦。

永远都是受害者留下来做证，而刽子手们保持沉默。

用海涅的话说更到位：“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对我来说，纪录片体裁有一个先天缺陷：影片拍摄完了，但生活还在继续。

我长时间苦恼的是：真相都是零散的，多种多样的，分散于世界各地的，不能够同时容纳进一个心脏和一个大脑。

那些相信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既没有寻找更没有看过宇宙中已知和未知的界限。

我们是获得了生命的星尘，然后被宇宙赋予了发现自我的使命——而我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换句话说，除了物理定律之外，其他的都只是个人观点。

因为眼睛所见无法摆脱脑中的包袱。而这些包袱往往是一大堆先入为主的观念、僵化的成见和彻头彻尾的偏见。

只有三种元素是在宇宙大爆炸时自然出现的。其余的都是从高温的恒星核心，以及垂死恒星爆炸后的余烬中锻造出来的，

引力成熟的。在天体物理学中，这种系统被认为是“弛豫”的，

引力弛豫系统是探测不发光的“暗”物质的绝佳利器。

按照从低能、低频到高能、高频为序，来填满整个电磁波谱，我们就有了：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X射线和伽马射线。

最近我们星系中的两次超新星爆发，一次发生在1572年，一次发生在1604年，

射电望远镜，最早的不可见光望远镜，是天文台的一个令人惊异的亚种。

从远处看，我们的太阳系很空旷。如果你把它封闭在一个球体内——一个足够大，足以包含最远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1]，那么太阳、所有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所占据的体积，只占这个球体的万亿分之一略多一点儿。但行星之间的太空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各种形式的大石块儿、小石块儿、冰球、尘埃、带电粒子流，还有远航的太空飞船。太空里还遍布着巨大的引力场和磁场。

这些粒子螺旋向下进入行星的南北磁极地区，与气体分子激烈碰撞，从而使大气发光，形成丰富多彩的极光。

NOTE:极光是太阳风的带电粒子收行星磁场影响移动到两极地区而形成的

掀开那些种族、民族、宗教、国家和文化冲突的面纱，你会发现人类的自负正在不断膨胀。

我们不只是生活在这个宇宙之中，宇宙就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之中。

宇宙视角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思想同时把握宏观和微观。

而于葱岭以西承受希腊文化之诸国及印度、大食，关系实密。但其关系止于精神的及零碎之技术的，无甚深之物质基础，故社会不受大影响，

然体段大者，其变化难，而其成就亦大。

五口通商之前只有精神和零碎技术这一点很精辟。限于交通手段和流量，建立不起稳固你的物质经济通道，没有动摇社会结构的基础

欧人自海道东来，初占势力者为西、葡。

穆宗隆庆元年（1567）得澳门为根据地。是为欧人来中国通商，得有陆上根据地之始。

西人之至中国者，为葡人所阻碍。其所经营之马尼剌，则颇为繁华。中国人之前往者颇多，盖西人之经营南洋也，以政治之力，中国人则以民间之力。

西、葡之势力，其后渐为英、荷所夺，然英人之至中国者，仍为葡人所阻碍，惟在印度，则逐渐得势。

欧人之自海路来此，其与中国之旧关系，为通商、传教两问题。

历代对外收税之官吏，夙极黑暗（设市舶司时较清明，及归地方管理时，黑暗乃甚，此亦见中央集权之效），

可见清政府此时的权力稀释对加速对西方争端起到了很大的间接加速效果

至于传教问题，其足引起中国人之畏恶，殆较通商为尤甚。以通商仅在一隅，传教则遍及全国也。

乃由其所谓耶稣会者为先锋，此会颇能提高基督教之教育程度，故科学亦随之输入。

清圣祖颇为科学，任用西教士极多，然亦言西洋各国，中国千百年后，必受其害，实亦是此等见解也）。

时在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二十八年即1600年，利玛窦入朝，神宗许其建立教堂。利玛窦死而教禁起，后因与满洲战争，召其人制造大炮而解。

其人除在京当差者外，皆勒归澳门。各地天主堂，悉改为公廨。

教禁迄未尝弛，然其秘密传教如故。则以西人传教，多有款项周恤教徒，而中国行政无力故也）。

俄人与中国之交涉，虽以政治问题为重，然通商方面亦非无关系，

传教士在当时对于西方的文化传播和推广着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讽刺的是，对科学的传播效果看起来远大于教义。康熙身在其中，也明确感觉到中西方即将发生不可阻挡的趋势，相对其后继者也算是非常有远见

此役看似烧烟而起，实则通商上种种的症结，郁而必发，烧烟特其导火线耳。

（四）中外官员来往体制平等。所以破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口岸任意开闭，税则繁苛，商人剥削，及官吏妄自尊大之习。

从此能明显看出西方交涉对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官员的主要意见集中在哪些方面。除要讨回公平，自然也不能忘记劣势转优势赚些好处。但从国人的角度看，既已开了口子，之后的势头必然无法阻挡了

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

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

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惟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

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至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民族主义的崛起基本上可以和汉族势力受外族损害和威胁成正比，也是情理之中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

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

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

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

政治迂腐保守，官僚层级趋于繁杂的确是拖了后腿。让实际能对民间有所建树的发挥愈发缩减

首先北伐者，实为白莲教徒刘福通，可知是时之白莲教，业已渗入民族主义之成分矣。

乾隆时表面虽称全盛，实则政治黑暗，社会风俗亦日益奢侈腐败，渐入于民穷财尽之境，

然天国诸豪都是下层社会中人，天王（洪秀全）盖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非如历代开国之主，

捻党多马队，本易流动，而曾国藩创圈制之法，其所筑运河、贾鲁河间之长墙，虽为捻党所突破，分为东西，然卒为李鸿章及左宗棠所扑灭

妥得璘乱于新疆，敖罕复乘机入犯，其将阿古柏，废所奉回教教主之裔而代之，灭妥得璘，几尽据新疆之地。

朝议欲弃其地，左宗棠持不可，于捻党平定后，出兵先肃清陕西、甘肃，继平天山北路，进平南路，阿古柏不能抗，其本国敖罕，复于是时为俄所灭，乃自杀。

综观清代咸同之间，几于无一片干净土，而卒能次第平定，无怪当时之人，志得意满，颂为中兴也。

乃缘江而下，先据东南富庶之区，遂流于骄奢淫佚，使北上之孤军，战斗虽烈，卒遭歼灭，此实其失策之大者。

逮湘淮军两路攻逼，形势已危，仍有劝其悉众向西北者，谓其地为清长江水师势力之所不及，且难得外人援助也。而太平天国又不能用，此亦为其最后之失策）。

民族主义酝酿，太平天国，捻党，璘乱等等。屡次冲击政府核心

（2）而清朝是时之政事，确比历代灭亡时为清明。（3）湘淮诸将帅中，又颇多人杰，固无怪其能后延数十年之命运也。

醇亲王奕譞之妻，那拉氏之妹也，实生德宗，那拉氏违众立之。然德宗既长，复与那拉氏不和，遂为晚清朝局变乱之本。

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族起事，占据伊犁，清人与之交涉，俄人漫言乱定即还，意谓中国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国复求交还，俄人无词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无识，仅与我一空城，尽夺其四周险要，且索广大之权利以去。中国下崇厚于狱，派曾纪泽使俄求改约，虽亦有所争回，然所丧失者，固已多矣

我冯子材复有谅山之捷，而李鸿章仍与法言和，认越南归法保护。是役也，论者多为中国惜，然是时之外交，非对一国一事之问题，即专就此役论，一胜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为鸿章咎也。

其时不乏英明将士，然而在大局下起不到什么作用。回乱，俄日的渗透和势力瓜分此消彼长说明一切问题

两国之外交家皆无远大之眼光而仅计较枝节之利益，此实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

日本之外交喜恃强，于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

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中国派兵前往镇定，日本亦派兵而后至，无所及，中国兵遂留驻朝鲜。

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复内乱，求救于中国，中国兵至，乱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国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许。

旋以俄、德、法三国干涉，乃许我以3000万赎还辽东，

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外交，则均势瓜分两力之消长而已。

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

与日本的关系着实微妙。从西方眼里本是类似的弱国，短短几十年间就跻身瓜分者队伍，不得不让人深思

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和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

然为中国之最艰危者，毕竟仍在东北，当日俄战前，侵略东方者为俄人，与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为英日，而德美次之，

《辛丑和约》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复还北京，政权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觉无以自解，乃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国民此时对清朝业已绝望，于是立宪革命之论大炽。

然会党虽含有革命种子，究之江湖豪杰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

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

从这段历史来看，时局实在是没有什么偶然。一切初看奇特的结果解析后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

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

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可如何，

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

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

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

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至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

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古遂于八年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

边防军驻外蒙者，为蒙人所攻，内地置诸不问，库伦遂为俄白党所陷。

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宣言，撤销军政府，徐世昌据之，下令接收。孙文等否认，回粤再开政务会议，十年四月，国会选文为总统。

十一年四月，直奉战起，奉兵败退出关，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联省自治总司令，吉、黑两督军副之，与中央脱离关系。

库伦之白党，于十一年七月，为远东共和国所诛灭，外蒙古先已在恰克图立有政府，至是遂移于库伦，以活佛为皇帝。十三年活佛死，乃改为共和国焉。

订于一个月后开会，决定办法。其后延至十四年八月始开，而是时东三省对中央独立，会议遂无结果。苏俄与奉天别立《奉俄协定》。

自第一次欧战停后，外交上颇有可乘之机，而我国忙于内争，未之能乘也。

是岁六月，十五省督军请黎元洪入京复职，补足任期。元洪既入京，取消六年六月解散国会之令，国会再开，亦无甚成绩。

曹锟左右，谋举锟为总统，与奉系言和，因是与吴佩孚不睦。十二年六月，北京军警包围总统府索饷，黎元洪出走，国会遂举曹锟为总统，于十月十日就职，并制定宪法，于是日公布之，然人皆视为沐猴而冠也。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说法真的不仅仅是调侃。坐稳了一点点就开始朝同族身上动心思。所谓民族感和团结心理的说法，在这些肉食者身上不攻自破

孙文历年以护法为号召，然终鲜成功，盖议员多政客之流，绝无特操，欲利用军阀，军阀又多跋扈，只便私图，鲜明大义。

于十二年十一月，将国民党改组，十三年一月，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六月，设黄埔军官学校，军队中皆设党代表，以宣传主义，于是南之壁垒一新矣。

其时西北河南皆凋敝，实力惟关外为强。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李景林督直，张宗昌督鲁，又皆奉系也。

十四年十月，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北师奉系之在苏皖者皆走，传芳北取徐州，吴佩孚亦起汉口。

十五年一月，玉祥宣言下野，佩孚合奉军下南口，又遭兵攻西安，未克，而国民军北伐矣。

三月，国民军有清党之举，军事稍停顿。孙传芳之败也，走北方见张作霖，与之合，

十七年一月国民政府再起蒋中正为总司令北伐，五月一日入济南，三日而惨案作，我军乃绕道德州北伐。六月三日，张作霖退出关，四日至皇姑屯，遇炸死。东三省因此归心国民政府，至十二月而统一之业告成。

截止到此时，时局还不甚明朗，内忧外患仍在。国家安危甚至没到最紧迫的时候